昔日的相声演员有一种本领：对什么观众，说什么话。他们到天桥或别处去“撂地”，地方既欠“文明”，听众里又没有妇女，他们的嘴里就野一些；及至走堂会的时候，嘴里就很干净，不带脏字儿。
现在，这种本领用不着了。演员们到哪里都堂堂正正地说那一套词儿，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从语言上看，有的老相声段子相当文雅，特别是某些单口的。可是大多数的老段子，与别的曲艺形式中的语言相较，的确显着粗糙。这并不足为怪。在老年间，相声本是街面上的玩艺儿，难登大雅之堂。文人墨客既没有编写相声的本领，也不屑于去学习。所以，大多数的段子是由当时的艺人自己编的。他们都有些才华，要不然就编不出相声来。可是，在那个年月，艺人不能不顾及生活，所以就不得不迎合低级趣味，以期增多收入。因此，有的老段子通体都以凑趣逗哏为主，并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这不能怪艺人，而应怪当时的任凭相声自生自灭，没人关心。
党关切一切艺人，相声演员也身受其惠。从前被称为“说相声的”，解放后变成相声演员和语言艺术家了。这种鼓励使艺人非力争上游不可。于是，他们开始接近作家，整理老段子，创作新段子。这么一来，首先是老段子中的粗俗语言必须去掉。若只去掉陈腐的，而不补充上新鲜的，好处就不大。相声演员更进一步，不只在空洞的语言上绕圈圈，而开始去从生活中寻找语言。他们下厂下乡，慰问部队，宣传清洁卫生，参加社会活动……。新的生活供给了新的语言。
新语言的运用，使演员们看清楚：语言本身的确有招笑的能力。但是，专凭语言的能力，而没有思想内容，便会落个空耍贫嘴，风格不高。这就是新段子里只抱住一句笑话死不放手，翻来覆去地重复的原因。比如说：老段子或垫话里若是抓住武大郎，便把所有的有关武大郎的俏皮话、歇后语全都搬来，反复应用，力求逗笑，既乏含蓄，又没有什么意义。新段子就很少利用这个庸俗的手法。新段子里多少有了思想内容，不专靠语言支持局面了。
我不轻视相声中的语言能力。但是，专重语言而忽略了思想内容，便只能招笑，而不能作有力的讽刺。相声应当招笑，而讽刺必由较比高深的思想得来。成功的新段子都是既有讽刺，又配以适当的足以招笑的语言。这类的新段子树立了相声的新风格，雅俗共赏，且有教育意义。这类的段子的创作方法若能继续提高，我们的相声便能够担起更重大的责任，成为打击敌人与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新段子里，也有些不甚成功的。这些段子的缺点大概是颇愿提高相声的思想性，可是在语言上却摹仿老段子的老包袱。这就是说，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言语上不敢放胆创造。结果呢，内容与形式不能统一，包袱勉强，失去相声应有的效果。相声的效果是随时使人发笑，笑完了去作深思，有所醒悟。某些老段子只顾招笑，不及其他，当然不大好；某些新段子又只顾宣传，而忘了招笑，也不大好。当然，既能非常招笑，又有深刻的政治性，是极不易为的事，这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再努力。在那些较好的新段子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能够层楼更上的。
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就难怪在老段子里有许多许多北京的土语方言。可是，现在这也有了变化。相声的足迹现在已遍全国，广播电台时常播送相声节目，工厂、部队、学校和机关里，只要举行游艺会，差不多总要表演相声。这样，相声里的土语方言也就逐渐减少，而代以普通话，且成为推广普通话的配合力量。这是个可喜的变化。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土语方言确是有极为俏皮的，会在相声里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假若相声的情节安排得好，普通话也能同样地获得预期的效果，不必非用土语方言不可。近几年来的成功的新段子，差不多在语言上已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可以拿到任何地方去说，都同样受到欢迎。这就扩大了相声阵地。
假若文艺作品而需要土语方言，相声就应居首位，因为它必须引人发笑，而土语方言往往具此本领。那么，依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相声既可以用普通话去写去说，别的文艺形式就更可以这么作而无损于表现力了。这个鲜明的具体事实，可供喜用土语方言的作家参考。
假若一位只听过老相声，而没有听过新相声的人，忽然听到新段子，他该怎样地惊异啦！新段子的语言既干净，又是普通话，而且内容密切结合社会现实，他怎能不惊异呢？是呀，这不但使他惊异，而且也使他高兴啊。想想看，当年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玩艺儿，今天却变为到处受欢迎的文艺尖兵，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与进步！
可是，若是没有党的领导与关切，相声与相声演员怎能取得今日的地位呢！让我们都感激党，并要求自己以更好的作品及表演技术为人民服务，答报党的恩惠吧！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曲艺》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