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王开岭《古典之殇》
几块砖，几片瓦，几条柱子，这就是老屋。老屋首先是要有树的，这样才有自然味，小孩可以在树下刨刨新鲜的泥土，斗斗活跃的小虫，追追受惊的小鸟。我总以为有植物的家就有生机与活力，家仿佛就涂上了快乐的色彩；况且，一棵树难道不是一所房子的形态吗？就像歌里唱的：“好大一棵树，好大一个家。”
老屋的第二个要素是邻里关系好。门前小巷纵横交错，从巷头到巷尾，邻里间可以随意到人家门口驻足歇息，不用预约随时可登堂入室。尤其是夏夜，月光下，老树边，躺椅加圆桌，大家人手一把大蒲扇，喝喝茶，聊聊天，叙叙旧，其乐融融，比呆在空调房里有趣多了。
我们家正对着弄堂。记得右边住的是卖猪肉的一家，都不用去菜场，直接去他家里称。男的长得粗犷极了，老是用大手来摸摸我的头，整齐的冲天小辫子会歪到一边去。他老婆喜欢化妆，比较浓的妆，却老是想来抱我。老远看见就放出两只手，直挺挺地向我戳过来，以至于我小时候一见她就别过头去哭。家里有个儿子，大不了我多少，总是去找他玩。左面住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总是拿着把大蒲扇，坐在门口的小木凳上晒太阳，见着人就讲上半天。
老屋因紧挨地面而更接地气，门口有深色的水缸，微润的青石板，绵长的藤蔓，绿油油的苔藓，班驳的春节对联，还有老人精心侍弄的花草。
一切都是曾经，一切都会过去。
老屋只是个影子，那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长长的梦，也是一直萦绕我耳畔的一曲忧伤的歌。
我的老屋、老树、青石板、好邻居，他们都留在了乐清东门那条悠长悠长的箭道巷里。不过，忠节门一带几年前已全被拆迁，一幢幢方方正正的高楼大厦已气派十足的站起来，而那一棵棵虬枝盘旋的老树却无声无息地倒下去，白得耀眼的水泥铺出了一个个宽敞的露天停车场，连我出生时就存在的老菜场也被改建成了一个大型超市了。
与忠节门几步之遥的箭道巷也被列入了拆迁计划，拆迁就可以赔到新房子，而且面积加大三倍以上，更值钱，会算这笔帐的人都知道，何乐而不为？老屋定是留不住了。
一切都变了，变化是如此之快，连老屋都没有了，让我到哪里去寻找童年的记忆？
今天的我住在高楼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走路只需电梯，家家有防盗门，猫眼，监控，楼内有24小时巡逻的保安，一回家门一关，门外就连天塌下来也与我无关，一个多么安全又安静的地方。但这样的环境，住了十几年，我连对门家里有几口人都不清楚，更别说去他家坐坐了。
原来的我们与爷爷奶奶一起住，每天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团团围坐着吃饭。我在院子里养过黄灿灿的小鸭子，放在一个很大的纸板箱子里，潮湿的缘故箱子总是软软的。黄黄的一团在里面滚，滚着滚着就长大了。后来爷爷奶奶搬走后，鸭子瞒着我被爷爷吃掉了。虽然长大了的鸭子不及小时候好看，而且年寿已尽，我还生了很久的闷气。
晚饭后，爷爷总牵着我穿过悠长迂回的小巷，与碰面的每户邻居打招呼后，来到一个长满野菊与月季的小院里看鸟。那是另一个阳光普照的彩色的世界，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看见我俩来了，就撮起嘴发出清脆的鸟叫声，惹得笼子里色彩斑斓的鸟儿叫得更欢了。他还常常把鸟从精致的笼子里放出来，而鸟儿们也乖巧得从不跑远。踩在松软的草坪上，我追着鸟儿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暮色降临。
现在爷爷也搬进了另一幢高楼，和奶奶两人空守着那几百平米的大房子，犹如金丝雀关进了鸟笼一样，与老邻居失去了联络。爷爷总盼着周末，很高兴我们半个月一趟去他那儿热热闹闹的吃顿饭，他总拿新出台的“常回家看看”的法律威胁我爸，说要告他。每次看见爷爷桌上的大堆红红绿绿的小药丸，心里不免几分酸楚，甚至怜悯他们的孤独。爷爷总是在餐桌上乐此不疲的絮絮叨叨我爸儿时在老屋的臭事，我们都听过不下千遍了。他 还 反复感叹：“一年易过，一天难过。”我觉得他更想说一生好过，人生苦短，难道他们就这样孤独而终吗？我以后也要以这种方式来安度晚年？想想就觉得人老是件多可怕的事。
老屋及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老屋的人情世故。当我们周围被城市化建设规划的太完美时，我们的地域特色也在逐渐消逝。城市化建设克隆出千千万万个相似的城市，让我们在不断前进的途中，逐渐忘记了自己人生的起点。老屋只能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影子，存在幻想里，存在曾经的曾经里。英国人以自己家的房子有几百年的历史为荣，我们老是因为买了新房而洋洋得意，吃酒，送人情。
会不会有一天，人们也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正如王开岭所说的，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的疾行，而身后的脚印、老屋、村庄、影子，早已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