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艺作家的最大努力处，恐怕就在人物的创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定怀抱着益世教民的志愿，可是他可以成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文艺家在创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会、家庭、遗传、心理等等方面，去认识人物，而后由这各方面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欲创造的那个人的生活条件与方式，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进而为具体的创造。他是借用许多人来帮忙造成“一个”想象的人。在另一方面，一个教育家，却是由于对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认识，而去以身作则的教育许多人。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论，或者承认别人家的理论，而后以这种理论去决定教育的实施：他要怎么样削减他所看出的人类的缺点，和培养他所相信的人类所应具的美德。这样，文艺家的成败大半是因着他所创造的人物而定，创造得成功，他便借着这想象的人得到左右群众的威权，成为大家的导师。反之，创造得失败，他便一无所得，白费了工夫。教育家的成败呢，比这还有更直接的关系。他心目中的想象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触的那群活泼的青年。他失败不得！一失败，他便毁了许多人。这倒并非是说，教育者应比文艺者，或文艺者应比教育者，更当努力，丝毫不可敷衍随便。这是说他们都应当同样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事业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们都以人为对象，人是他们的先生，他是他们的弟子。所以他们应当常常到一处谈谈，结为朋友。一位律师也许很喜欢植物学，交结几位植物学家为友。但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标本都贴在诉状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反之，他若是不喜欢植物学，也不至于损失了他的威严，或不便于他的事业。教育家与文艺家可并不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为了民族，都应当携起手来。只有教育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文艺者的产品，因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类心理的。只有文艺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教育家的工作，因为文艺者是最关心人类幸福的。他们两家若能成为朋友，教育家必须贡献给文艺家以关于人的知识，文艺家必能贡献给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见。这种交换与互助无疑的是极可宝贵的。
一般的说来，文艺者比教育者更大胆，因为他较为*。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写出他心中的话，听不听在你，写不写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进的，他想一下子把人们都引领到新的世界去。这种*与热诚使他冒险，有时候也就偏激不实。教育家呢，无论怎样，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换一套。事实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渐进。今日新兴的教育理论，也许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实际试验的机会。他的热诚也许与文艺者一样，可是他不能无所顾虑；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觉到急进会有危险，而不能随便拿教育当作儿戏，随时改换。文艺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战中，这种友谊更成为必要的。一般的说，今日青年学生的苦闷，实由情绪与理智的冲突而来。在情绪上，哪个青年不想投笔从戎，效命沙场呢。可是，在理智上，谁也明白抗战与建国是该双管齐下，那么，青年正该努力去读书，去得到建国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颇难调和。文艺者的作品，用不着说，是首要的要刺激，要从情绪上感动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着说，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动声色的，继续着培植人才的事业。这样，学生们自己既不能决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艺与教育所获到的又是那么冷热不同，见仁见智，他们当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使学子们安心，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者必当设法在教育中满足学生的要求。在教学上，在训育上，都须使学子相信他们不是怕死贪生，而是积极的预备着救国的知识与技能，和锻炼着能为国牺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应多从文艺上认识青年，文艺者应从教育上去想实际解决青年苦闷的办法。青年的苦闷能渐变为青年的毁灭，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