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戏剧，我是个外行。不懂而假充懂是要不得的态度，也是我一向力求避免的。现在，我要谈一谈有关于戏剧的事；请放心，我决不是以一个剧作家和剧评论者自居，而是就着所看到的一些事实说几句外行话；这，与其说是发表意见，倒还不如说是请求指示；善意的外行话，我希望，有时候也许能“歪打正着”的有些意思。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在我到大江以北去劳军的时节，到处都得到了看戏的机会。我说不上来，现在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剧团；我没有资格去批评表演得好坏；我只知道到处有戏看。
我去看戏，军民人等也去看戏。我说不出什么来。可是，我与他们都承认了戏是值得看的，而且都因为看戏受了点感动，得到了些新知识，认清了一点抗战的意义。这恐怕就是所谓的什么效果吧？我不敢多说，我心中却暗暗的记牢：抗战戏剧已不是书铺子里的摆设，而是在军民心中活动着的东西。我所见到的剧团多数是随着军队的。当上演的时候，我看到军官们的笑容，仿佛他们觉得军队中有剧团是件足以自傲的事，象打了次胜仗那样。是的，军官们已经认识了戏剧的价值。大概他们是这样想：演戏给军民看，从而增强军民的抗战心气，自然就会打胜仗的。倘若我猜测的不错，那就无怪乎他们面带笑容了。
有时候，他们的笑容可是一种无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比如说，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剧团，而不能不东拼西凑的，弄起个可以勉强登台的小组织来；或是，找不到话剧人才，而硬教地方上的秦腔班子或二黄班子来演抗战的文明戏；或是，有剧团而因为一点什么事不能演戏，只好教演员们暂且唱些抗战歌曲，或说一段相声……有一于此，军官们的笑容便无法不显出怪不得劲似的了。因此，截留别处的演员等等的笑话也是时有所闻的。
上述的情形，令我想起战前的戏剧运动来。那时节，各地的活动总是在都市里打圈子；结果呢，热闹过几天便又依然沉寂。抗战以后，戏剧要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于是就四面八方地活动起来，到今天已经是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二者相依相成，无可分离。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呢！有些人或者还不相信文艺到底有什么抗战的力量，因而也就以为设若文艺躲开抗战也许更委婉漂亮一些。我说，这是闭着眼瞎讲，完全与事实不合。对戏剧，我是外行，不错；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实，至少也使我没有造谣扯谎的罪过。
我还看见一点事实；这可不象前面所讲的那样使人高兴。因为到处有戏看，我已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戏成为老朋友了。到处表演这几出老戏。一点不错，戏剧工作是热情的想尽到责任，可是他们不能不因为又是《放下你的鞭子》而皱着眉；一点不错，军民都早早的坐好，眉开眼笑的等着开幕，可是幕一开，大家不能不因为又是那一套而泄气。是的，一出好戏是百观不厌的；不过，我们演戏是为了抗战宣传。因此，我们的戏剧就必须与军事及其他一切建设的进展配备。我们不能老演《单刀赴会》，正如同我们不能老唱《九一八》。
没有剧本；尤其是没有一两幕的适用于舞台设备苟简的地方的剧本！这个灾荒要是无法救济，广大的抗战戏剧运动大概很有塌台的危险。我不是个剧作家，想不出怎样才能多产生剧本来。我只能把这个事实提出，使大家注意，赶紧想办法。同时，若有人以为抗战剧剧本已经太多，看着已有点头疼，我可负责的告诉他：“那是您自己的头有毛病！”
说到这里，真是应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句老话了。我希望剧作家们能使我们转忧为喜，使得广大的戏剧运动不至于中途失败！
外行话大概也和别的话一样，说起来便不易停住；我还得说下去。关于话剧，于剧本荒而外，我还看到两个困难：第一个是各地方演剧的设备太简单。为补救这缺欠，当然最好是大量的置备一切应有的东西送到各处去了。不过最好的方法，在抗战的今日，可不见得就是最容易办得到的。钱，运输，都不是一想就能解决了的。抗战的宣传是不容稍缓的事，我们不能等着诸事具备再从容出台。反之，我们应该于没办法中想办法，于极度困难中克服困难。别的暂且不提，当我们每个剧作家写作的时候，就该把演出的困难放在心中，记住了前方的营中与村里并不是上海租界。我们须写能够在穷乡僻壤演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困难，是剧中的言语。到如今，各地演戏还有不易使观众完全了解的毛病，而许多观众还抱着看大画（布景）的态度而来立在台前。我所看到的话剧，差不多完全是用官话；在北方，普通官话本可以到处通用；不过，在永没有机会离开本乡的人，便未免听着耳生；戏剧中的对话，一表就过，又不能一句听三遍，那么一句没听清，便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了。再说，对话的动人不在乎字字吐清，如报账目，而在乎用语巧妙，使人在话语中领悟到生活的趣味与意义。清楚远不如亲切。要亲切，恐怕就非土语不行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的采用土语呢？这一定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据我看，实在值得我们实验实验。想用土语，便能想到怎样了解民众生活，从而由民众生活中择取戏剧的资料；能做到这一步，抗战戏剧或者就不仅是瞪着眼教训大家，而是能以同情与谅解去感动了。
谈到旧剧，问题似乎比话剧还要多一些。以剧本言，它比话剧剧本更难获得，因为把新内容恰好合适的装入旧形式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在西北所看到的，除了易俗社的几本新戏，便只有欧阳予倩先生编的《梁红玉》了。易俗社的剧本，先不管它们的好坏，是按照秦腔的规矩作成功。西北是秦腔的地盘，所以这些戏倒能顺利的流行。至于别处所编的剧本大多数量依照二黄戏的规矩的；二黄戏腔多字缓，有时候十几句就可以唱几分钟。此种剧本，因此，就往往很短；要想把它们用入秦腔，便嫌过于短促；秦腔中每每很快的一气就数下好几十句去。所以，此后要作旧戏，无论是利用哪一种剧形，必须作得长一些，以便各地方的改用，长了有法子改短，短了可不易加长。
行头问题是颇有趣味的。易俗社的新戏中的人物，即使是演目前的事实，都穿行头。烟俊六，我记得，是绿脸，插鸡翎的。虽然我自己也曾主张这样办过，可是头一次看这样脸的烟俊六，我也不免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及至去看第二次，我又不觉得怎么难过了；大概这与看得惯不惯有点关系吧？易俗社终年在唱这路戏，若是没有很大的号召能力，恐怕演员们早已饿死了吧？
在我看，穿行头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合乎情理与否，还不如说是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乡间的老百姓知道烟俊六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的确知道他们不晓得许多我们自己的名将。那么出来一群红脸，白脸，而使大家莫名其妙，就太不上算了。因为，有人主张，抗战旧戏剧须用古代的故事，既便于穿行头，又易于认识。可是，古事是否全然与今事相合，又是个问题。勉强使梁红玉说一套抗战的口号总多少有点别扭；古代的人与事很难，恰好反映出我们今日所能解决的一切，它至多也不过能给些一般的教训而已。教训是笼统的，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而我们今日恰恰需要能明白指出怎样抗敌怎样坚强自己的办法来的戏剧。
为了明白指示出办法，就非演目前实事不可。于是，就有些地方演旧戏而不穿行头。事是目前的事，打扮是时代服装，可是打锣，拉琴，歌唱，又都与旧规矩一样。这样办，在一方面老百姓会批评：“戏不错，可惜没有行头！”而且连演员们也感觉到，没有行头的确损失不少动作身段之美。在另一方面，可是，不要衣箱可以减少经济上的困难；不穿行头，又可以减少松装的麻烦；实在是合算的办法。同时，既穿时装，便可充分的具体的表演目前的事实与问题，使观众得到亲切之感！——他们不象看《长板坡》那样只为古人担忧，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与国家的兴亡而受感动，而去深思默虑。
这样，穿便衣，表演时事；确是个好办法。它把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用行头的时事剧未必不叫座，用行头的古事剧未必没效果，可是无论怎样说，总都显着观众与舞台距离太远。去了行头，这点障碍，再加上所演的事实就是本乡本土的，腔是熟腔，话是土语，台上的人也就仿佛是台下人的亲戚朋友。当然成功。要穿行头，就得一切都有规矩。穿着肥大的袍子而不会走台步，是多么难堪的事。利用旧形式便很容易被旧形式拘束住。是的，旧形式中有许多优美之处理当保存；不过，你一爱它，就舍不得割弃任何一点，而戏剧的改造也便因而停顿。假若先打倒了行头（或先打倒任何一样东西；在我的私心上，我是爱行头的）以便*表演时事，则许多的新东西都可以渐次加入——比如说，于旧歌腔而外加入抗战新歌，于旧舞姿而外加上新的跳舞等等。这样增加新的成分，还或者不至于象古装的王宝钏手提带有小电灯的桑篮那么刺目。一旦得到新的血液，旧剧便可以走上改造的途径了。
新血液的输入，一定先要把旧东西抽掉一些去，否则旧的套数不减，而新的花样日增，就恐怕吃得太多，不易消化了。我们须客观的检讨旧有的那一大套，以定去取。无论是哪一种旧剧，从服装上，歌曲上，姿态上，故事上，都有它的缺点。我们若不明白它原来的缺陷，便不易给它输加新血——本来它的眼不好，而我们却先给它安上个假鼻子，岂不更加难看？所以我们必须费些工夫认识它，研究它，检讨它，而后才能改造它。
好，外行话至此告一结束。
载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扫荡报》“元旦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