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岗洋子和三宅艳子两次南下参观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上海大厦（前百老汇大厦），和平饭店（前华懋饭店），和锦江饭店等，这些饭店现在都是很安静而又整洁。我陪日本朋友参观了上海的少年宫，参拜了鲁迅墓……这其间，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还陪我去逛了豫园，参观了园内的点春堂，那本是小刀会的驻扎地。我们在九曲桥上徐步，他们给我介绍了上海*后的许多奇险而壮丽的人民革命的场面和事迹。他们还请我到城隍庙吃酒酿圆子和面筋百叶，据说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这些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