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时，仍未完全康复，身体虚弱，可还是带着彼佳和全家来到莫斯科，这样，罗斯托夫全家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并且永久在莫斯科居住下来。
娜塔莎的病很严重，以致于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她与未婚夫决裂的思想，都已退居于次要地位，这对她本人和她亲属倒是一桩幸事。她病得都使人不去想她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中有多少过错，她不吃不睡，眼见消瘦下去，常常咳嗽，从医生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她还在危险中。应该只想着帮助她。医生们来给娜塔莎看病。有时会诊，他们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讲了许多，他们互相指责，开出了医治各类疾病的各种各样的药方；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生的什么病，正如不可能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患了什么病一样：因为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常有特殊的、自己从未有过的、复杂的、不为医典上所载的疾病，不是医典所记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多种器官上无数病症同时并发综合症的一种。这个简单的道理医生们是不可能想到的（这就好比巫师不会去想他的巫术不灵），因为他们毕生的事业就是治病，因为他们治病可以挣钱吃饭，还因为在这事业上他们耗费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但是主要的——医生们所以想不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无疑是有用的，对罗斯托夫全家也的确有益处。他们之有益并非是逼着病人吞下了大部分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几乎感觉不出，因为他们给的有害物质的含量很少），他们之有益、必需、必不可少（原因——现在总有，将来也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以毒攻毒）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心病人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满足了一种永恒的人类需要，在痛苦时减轻痛苦的需要、同情和行动的需要。他们满足了那种人类的永恒的需要——在儿童身上表现为最原始的形式——抚摸一下那个撞痛的地方。小孩被磕着碰着，马上就会投进妈妈或保姆的怀里，希望能亲吻和揉一揉疼痛的地方，揉了和亲吻了那疼痛的地方后，他会觉得轻松些了。小孩不相信家中最有力、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帮助他消除疼痛，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母亲抚摸他的红肿处时的同情都安慰着他。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亲吻和抚摸她的疼痛处，让人相信，如果现在车夫去一趟阿尔巴特的药店，花费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盒包皮装好看的药粉和药丸，并要每隔两小时用开水服下那些药（不多也不少）就会药到病除。
他们怎么可以什么也不做地看着，如果不按时给丸药、给温 和的饮料、鸡肉饼、不遵守医生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嘱咐（遵照医嘱做这些事是全家的慰藉），那么，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假如他不知道娜塔莎的病值得花去他数千卢布，并为挽救她不惜再花数千卢布；如果他不知道、假如她不见康复，他仍不惜花费数千卢布，送她去国外，为她会诊；假如他没有详细讲述梅蒂继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却弄懂了，穆德罗夫诊断得更好，伯爵对爱女的病又如何忍受得了？如果伯爵夫人有时不为女儿不光遵守医嘱而同她吵吵嘴，那么伯爵夫人又能做什么呢？
“像这样你永远也不会康复，”她说，气头上她忘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出这个不只是她一个人不明白的医学术语后，已经感到莫大的安慰了。假如索尼娅没有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头三个晚上她不曾脱衣 裳，准备严格按照医生嘱咐行事，且现在她也经常熬夜，为的是不错过时机给病人服下那装在金包皮小盒里的有点毒性的药丸，那她会怎么样呢？甚至对娜塔莎自己，她虽然也说，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好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 闹，可看见大家为她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她必须按时服药也觉得高兴。她甚至为她不遵医嘱，以表示她不相信治疗，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而高兴。
医生每天都来，号脉、看舌苔、不顾她悲伤的表情，和她开玩笑。可是当他走到另一间屋子，伯爵夫人也赶紧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换上另一副严肃的面孔，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希望这最后一剂药能有效，必须等待和观察；多半是精神方面的病，但是……
伯爵夫人尽力不让自己和医生觉察，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每次都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那儿。
娜塔莎的病症特征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总是精神萎靡不振。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疗帮助，所以还是让她呆在空气窒息的城里。一八一二年夏季罗斯托夫一家没有到乡下去。
虽然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药粉，爱搜集小玩意的ma－dame Schoss收集了一大批装药的瓶“盒”，尽管缺少已习惯了的乡村生活，但是青春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日常生活的印象，这种印象已不那么痛苦折磨她的心了，痛苦开始变成往事，娜塔莎身体开始渐渐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