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顿觉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一想到近一个世纪之前，在敦煌莫高窟中已沉寂了许久的经卷、绘画被人堂而皇之地装上马车，一车车地运走，消失在沙漠的尽头时，我的心头就涌起了阵阵酸楚。
跟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仿佛回到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敦煌莫高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敦煌莫高窟的千古罪人王道士的圆寂塔。随着作者的介绍，我终于了解到，正是这位王道士，为了那诱人而又充满罪恶的银币，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低价“卖”给了那些所谓的从尤倒溯着唐僧的脚印来中国取经的洋人。这种交易，与其说是“卖”，还不如说是“送”更准确些，就好比是用一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那样的“公平”。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王道士正目不转睛地数着银圆。他边数边津津乐道，感叹洋人的“慷慨”。读到这里，我不禁为“这位为了金钱而进行肮脏交易，做出有损民族利益之举的道士”而感到悲哀。悲的是，作为一名道士，竟然为了金钱而出卖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历史文物。我也为那“为了豪华的生活排场”而穷得筹不出运费的中国官僚们感到愤怒。愤怒的是，那些有学问的中国官员竟从未下决心来好好地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同时，我更为那些被王道士称为“司大人讳代诺”“贝大人讳希和”之辈而感到愤慨。我恨不能给这些民族败类一个重重的耳光，也恨不能一下子冲上去拦住那些流失海外的民族瑰宝，但猛然间，我意识到，我又能拦住些什么呢？或许只有洋人的谩骂：“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们的官员都没言语，用得着你指手画脚吗？”
这就是20世纪初发生在我国的真实的故事。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新式的“强盗”与“懦夫”之间的所谓的“公平”交易，是所谓的“荣耀”与真正意义上的“耻辱”的彻底暴光。
在叹息、无奈和悲愤之余，余秋雨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下了“我好恨”三个字。这是作者发自肺腑的呐喊。这仅有的三个字包含了对王道士和腐朽官员的恨，也包含了对祖国灿烂文化和中华民族最真挚的爱。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郁达夫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此，请允许我冒昧地套用一下：没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相伴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愚笨的民族；有了优秀的文化却不知珍惜、保存和研究从而发扬光大的国家，是毫无希望的平庸之邦。
但愿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