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独尊儒术
西汉儒家公羊学派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选为首列。此后多次上书、讲学，着书立说，阐述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依据儒家经典《春秋》，进行铺陈演绎。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关系。强调“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灾异论”，劝说皇帝顺天行事，如日月蚀、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对皇帝逆天行为发出的警告，借以限制封建统治者过分腐败。董仲舒还主张“德刑并举”，以教化为本。立太学，设庠序，加强封建思想统治。并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兼并的经济主张。董仲舒的学说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汉及以后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年老辞官，终于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很多人将董仲舒当成罪人，把儒学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专制化的导火线都往他的身上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为他解套，从学术发展的趋向（诸子并立迈向学术融合）、儒学体系的完成（为儒学建立形上学的依据）甚至是政治现况（为汉政权寻求学理上的合法性）来看待董仲舒的学说。虽然如此，但无可避免的，当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时，大多就此摇了摇白旗。消极的，就采回避策略，提过就算，把帐全算在邹衍身上；积极的，就立一“宇宙论”名目来安置，认为董氏完成了儒学的全盘架构。
董仲舒为什幺会提出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汉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认为，阴阳五行的提出，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淮南子》的“时令训”、《礼记》的“月令”脱不了干系，是一种思维在流行发展下的产物。姑不论董氏这部份的学说源头是否真是如此，但此举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一个时代性的转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