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拜伦型的大副"那年二十四岁，脸长得一副聪明相，讨人喜欢，高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布莱事后这样描写他："身坯结实，有点罗圈腿，……有出汗太多的毛病，尤其手上，甚至于凡是他拿过的东西都沾脏了。"布莱形容他自然没有好话。骑马过度容易罗圈腿，英国乡绅子弟从前都是从小学骑马。手汗多，似乎是有点神经质。
诺朵夫也写他脾气阴晴不定，头发漆黑，肤色也黑，再加上晒黑，黝黑异常——倒和绮萨贝拉是天生注定的一对。——诺朵夫认为他想单独逃走是为了跟船长屡次冲突——因为对他不公，并不是主持公道——后来临时变计，占领了这条船，宣布要用铁链锁住船长，送回英国治罪。同伙的船员一致反对回英，这才作罢。事后他与少年士官白颜谈起，又强调他的原意是把船长解回英国治罪。最后与白颜等两个士官诀别，还又托他们回国后转告他父亲，他本意是送船长回国法办，虽然父亲不会因此原宥他，至少可以减轻他的罪愆。
再三郑重提起这一点，但是船长究竟犯了什么罪？鞭笞怠工逃跑的水手，是合法的。密契纳代船长洗刷，但是也承认他"也许"克扣伙食——吞没九十磅乳酪，多报咸肉，造假账。至于扣食水，那是他太功利主义，省下水来浇灌面包果树。后来他第二次衔命去取面包果，澳洲海洋探险家马太·福林德斯那时候年纪还小，在那条船上当士官，后来回忆船上苦渴，"花匠拎水桶去浇灌盆栽，他和别人都去躺在梯级上，舐园丁泼撒的琼浆玉液。"士官尚且如此，水手可想而知。邦梯号上有个少年士官偷了船长一只椰子，吃了解渴。船长买了几千只椰子，一共失去四只，怪大副追查不力，疑心他也有份。在这之前几天，派克利斯青带人上岸砍柴汲水，大队土人拦劫，事先奉命不准开枪，因为怀柔的国策。众寡不敌，斧头、五爪铁钩都给抢了去。土人没有铁器，异常珍视，拿去改制小刀。回船舰长不容分辩，大骂怯懦无用。
在塔喜堤，船长曾经把土人馈赠个别船员的猪只、芋头和土产一律充公，理由是船上只剩腌干食品，需要新鲜食物调剂，土产可以用来和别处土人交易。大副有个土人朋友送了一对珠子，硬没给他拿去。但是这都不是什么大事，等回国后去海军告发，还有可说，中道折回押解交官，一定以叛变罪反坐。不但是十八世纪的海军，换了现代海军也是一样。五○年代美国著名小说改编舞台剧电影《凯恩号叛变》（"ＴｈｅＣａｉｎｅＭｕｔｉｎｙ"）——亨佛莱波嘉主演——本来是套《叛舰喋血记》，里面一碗杨梅的公案与那四只椰子遥遥相对，但那只是闹家务，要不是战时船长犯了临阵怯懦的罪嫌，不然再也扳不倒他。
克利斯青不是初出道，过了许多年的海员生活，不会不知道里面的情形，竟想出这么个屎主意，而且十分遗憾没能实行，可见他理路不清楚。影片中迟至抵达辟坎岛后，才倡议回国对质，更不近情理，因为中间有把船长赶下船去这回事，有十八个人跟去，全挤在一只小船上，在太平洋心，即使能着陆，又没有枪械抵御土人，往西都是食人者的岛屿。这一个处置方法干系十九条人命，回去还能声辩控诉船长不人道？
密契纳这篇翻案文章纯是一面倒，也不能叫人心服："无疑地，福莱彻·克利斯青的原意是要把船长与忠心的人都扔到太平洋底，但是叛党中另有人顾虑到后果，给了布莱一干人一线生机……"这未免太武断，怎见得是别人主张放他们一条生路，不是克利斯青本人？书中并没举出任何理由。而且即使斩草除根，杀之灭口，一年后邦梯号不报到，至多两年，国内就要派船来查，这条规则，克利斯青比他手下的人知道得更清楚。
还有白颜等两个士官、五名职工没来得及上小船，挤不下，船长怕翻船，喊叫他们不要下来："我不能带你们走了！
只要有一天我们能到英国，我会替你们说话！"克利斯青不得不把这几个人看守起来。大船继续航行，经过一个白种人还没发现的岛，叫拉罗唐珈，岛上土人胆小，也还算友善，白颜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选作藏身之地，却在英国人已经发现了的土排岛登陆，土人聚集八九百人持械迎敌，结果没有上岸，驶回塔喜堤，补充粮食，采办牲畜，接取恋人，又回到土排岛。这次因为有塔喜堤人同来，当地土人起初很友好。
他们向一个酋长买了块地，建造堡垒。克利斯青坚持四面挖二丈深四丈阔的水沟，工程浩大，大家一齐动手，连他在内。不久，带来的羊吃土人种的菜，土人就又翻脸，誓必歼灭或是赶走他们，一次次猛攻堡垒，开炮轰退。渐渐无法出外，除非成群结队全副武装。生活苦不堪言，住了两三个月，克利斯青知道大家都恨透了这地方，召集会议，一律赞成离开土排岛，有十六个人要求把他们送到塔喜堤，其余的人愿意跟着船去另找新天地。
密契纳为了做翻案文章，指克利斯青抛弃同党，让他们留在塔喜堤，军舰来了瓮中捉鳖，其实是他判断力欠高明，大家对他的领导失去信心，所以散伙。回塔喜堤，诺朵夫认为是怪水手们糊涂，舍不得离开这温柔乡。大概也是因为吃够了土人的苦头，别处人生地不熟，还是只有塔喜堤。仗着布莱一行人未见得能生还报案，得过且过。克利斯青为了保密，大概也急于摆脱他们，把白颜一干人也一并送到塔喜堤上岸。
第一次船到塔喜堤的时候，按照当地风俗，每人限交一个同性朋友，本地人对这友谊非常重视，互相送厚礼，临行克利斯青的朋友送了他一对完美的珍珠，被船长充公未遂。这种交友方式在南太平洋别处也有，新几内亚称为"库拉"（ｋｕｌａ）——见马利脑斯基（Ｂ．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日记——两地的友人都是一对一，往来馈赠大笔土特产或是沿海输入的商品，总值也没有估计，但是如果还礼太轻，声名扫地，送不起也"舍命陪君子"。收下的礼物自己销售送人。这原是一种原始的商业制度，朋友其实是通商的对手方，也都很有大商人的魄力。连南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也有同样的制度，直到本世纪五○年代还通行。都是交通不便，物物交易全靠私人来往，因此特别重视通商的搭档，甚至于在父子兄弟关系之上——见哈纳（Ｍ．Ｊ．Ｈａｒｎｅｒ）著《吉伐若人》（"ＴｈｅＪｉｖａｒｏ"）——塔喜堤过去这风俗想必也是同一来源，当时的西方人容易误解，认为一味轻财尚义。克利斯青最初准备只身逃亡，除了抛撇不下恋人，一定也是憧憬岛人的社会，满想找个地图上没有的岛屿，投身在他们的世界里。但是经过土排岛之难，为了避免再蹈覆辙，只能找无人荒岛定居，与社会隔离，等于流犯，变相终身监禁。不管这是否他的决定，不这样也决通不过。
白颜住在塔喜堤一年多，爱上了一个土女，结了婚。英国军舰来了，参加叛变的水手们被捕，白颜等也都不分青红皂白捉了去。原来出事那天晚上，克利斯青正预备当夜溜下船舷潜逃，在甲板上遇见白颜，托他回国代他探望家人，万一自己这次远行不能生还。白颜一口应允。克利斯青便道："那么一言为定。"不料船长刚巧走来，只听见最后两句话，事后以为是白颜答应参加叛变。
出事后，布莱指挥那只露天的小船，连张地图都没有，在太平洋上走了四十一天，安抵马来群岛，是航海史上的奇迹。回国报案，轰动一时，英王破格召见。跟去的十八个人，路上死了七人，剩下十一个人里面，还又有两个中途抗命，"形同反叛，"，一个操帆员，一个木匠。到了荷属东印度，布莱提出控诉，把这两个人*起来，等到英国候审。结果只有木匠被堂上申饬了事，另一个无罪开释。
布莱在军事法庭上咬定白颜通谋。白颜的寡母不信，他是个独子，好学，正要进牛津大学，因为醉心卢骚、拜伦等笔下的南海，才去航海，离家才十七岁，这是第一次出海，与布莱是世交，他母亲重托了他。案发后她写信给布莱，他回信大骂她儿子无行。这母子俩相依为命，受了这刺激，就此得病，白颜回来她已经死了。
布莱对白颜是误会，另外还有三个人，一个军械管理员，两个小木匠，布莱明知他们是要跟他走的，经他亲口阻止，载重过多怕翻船，不防留在贼船上，他回去竟一字不提。递解回国途中，军舰触礁，来不及一一解除手镣脚铐，淹死了四个。这三个人侥幸没死。开审时，又幸而有邦梯号上的事务长代为分辩，终于无罪开释。布莱不在场，已经又被派出国第二次去南海取面包果。
这时候距案发已经三年，舆论倒了过来，据密契纳说，是因为克利斯青与另一个叛党少年士官，两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个法学教授，两家亲属奔走呼号，煽起社会上的同情。而且布莱本人不在国内，有人骂他怯懦不敢对质，其实他早已书面交代清楚，并且还出版了一本书，说明事件经过。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日久事明"，军事法庭第二次审这件案子，结果只绞死三名水手，白颜等三人判了死刑后获赦。
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陆续出了好几次叛变，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后一次在伦敦首善之区，闹得很大。但是镇压下来之后，都被忘怀了，惟有太平洋心这只小型海船上的风波，举世闻名，历久不衰，却是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庭宣传之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只有这一次叛变是成功的。不能低估了美满的结局的力量。主犯几乎全部逍遥法外，享受南海风光，有情人都成眷属，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出事在西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国大革命，从某些方面说来，甚至于都没有它影响大。狄更斯的《双城记》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法国革命的感觉，同情而又恐怖憎恶，不像邦梯案是反抗上司，改革陋规，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在社会上，人生许多小角落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暴君。
布莱除了航海的本领确是个人才，也跟克利斯青一样都是常人，也是他成为一个象征之后，才"天下之恶皆归之"。邦梯事件后二十年，显然已成定论。船名成了他的绰号："邦梯·布莱"。但是官运亨通，出事后回国立即不次擢迁——军事法庭上法官认为有逼反嫌疑，责备了他几句，那是没有的事，影片代观众平愤的——此后一帆风顺，对拿破仑作战，又立下军功。生平下属四次叛变，连邦梯出事后归途中的一次小*算在内。最大的一次*，是他晚年在澳洲做新南威尔斯州长，当地有个约翰·麦卡塞，现代澳洲教科书上都称他为伟大的开荒畜牧家，奠定澳洲羊毛的基础，但是同时也是地方上一霸，勾结驻军通同作弊，与州长斗法，手下的人散布传单骂"邦梯·布莱"："难道新南威尔斯无人，就没有个克利斯青，容州长专制？"
布莱无子，有六个女儿，那次带了个爱女与生病的女婿，到锡尼上任。现在的大都市锡尼，那时候只是个小小英属地，罪犯流放所。布莱的掌珠不但是第一夫人，而且是时装领袖，每次有船到，她母亲从伦敦寄衣服给她。一次寄来巴黎流行的透明轻纱长袍，粘在身上。——法国大革命后开始时行希腊风的长衣，常用稀薄的白布缝制，取其轻软，而又朴素平民化，质地渐趋半透明。那时候不像近代透明镂空衣料例必衬里子，或穿衬裙，连最近几年前美国兴透明衬衫，里面不穿什么，废除乳罩，也还大都有两只口袋，遮盖则个。拿破仑的波兰情妇瓦露丝卡伯爵夫人有张画像，穿着白色细褶薄纱衬衫，双乳全部看得十分清楚。拿翁倒后，时装发展下去，逐渐成为通身玻璃人儿。布莱这位姑奶奶顾虑到这是个小地方，怕穿不出去，里面衬了一条长灯笼裤，星期日穿着去做礼拜，正挽着父亲手臂步入教堂，驻军兵士用肘弯互相抵着，唤起彼此注意，先是嗤笑，然后笑出声来。她红着脸跑出教堂，差点晕倒。布莱大怒，没有当场发作，但是从此与驻军嫌隙更深。不久，他下令禁止军官专利卖酒剥削犯人，掀起轩然大波，酿成所谓"甜酒之乱"（ＴｈｅＲｕｍ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部下公然拘捕州长，布莱躲在床下，给搜了出来，禁闭一两年之久，英国派了新州长来，方始恢复*，乘船回国。诺朵夫书上末了也附带写"甜酒之乱"，但是重心放在白颜二十年后重访塔喜堤，发现爱妻已死，见到女儿抱着小外孙女，因为太激动，怕"受不了"，没有相认。这书用第一人称，从白颜的观点出发，一来是为了迁就材料，关于他的资料较多，而且他纯粹是冤狱，又是个模范青年。侧重在他身上，也是为了争取最广大的读者群。无如白颜这人物，固然没有人非议，对他的兴趣也不大。书到尾声，唯一兴趣所在是邦梯号的下落。
白颜出狱后，曾经猜测克利斯青一定去了拉罗唐珈，是他早先错过了的，一个未经白人发现的岛。"过了十八年，我才知道我这意见错到什么地步。"就这么一句，捺下不提了。读者只知道未去拉罗唐珈，是去了哪里，下文也始终没有交代，根本没再提起过。所以越看到后来越觉得奇怪，憋闷得厉害，避重就轻，一味搪塞，非常使人不满。
这本书虽然是三○年代的，我也是近年来看了第二部影片之后才有这耐性看它。报刊上看到的关于邦梯号的文字，都没提到发现辟坎岛的经过。在我印象中，一直以为克利斯青这班人在当时是不知所终，发现辟坎岛的时候，岛上有他们的后裔，想必他们都得终天年。最后看见密契纳这一篇，才知道早在出事后廿年左右——就在白颜访旧塔喜堤的次年——英舰已经发现辟坎岛，八个叛党只剩下一个老人，痛哭流涕"讲述这块荒凉的大石头上凶杀的故事"，讲大家都憎恨克利斯青残酷，"不顾*"，正是他指控布莱的罪名。绮萨贝拉在岛上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星期四·十月"，那是模仿《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鲁滨逊星期五遇见一个土人，就给他取名"星期五"。孩子显然是在叛变后五个多月诞生。次年十月底，产子一年后，绮萨贝拉生病死了。他要另找个女人，强占一个跟去的土人的妻子，被那土人开枪打死了。
叛舰的故事可以说是跟我一块长大的，尽管对它并不注意。看到上面这一段，有石破天惊之感。其实也是缩小的天地中的英雄末路。辟坎岛孤悬在东太平洋东部，距离最近的岛也有数百英里之遥，较近复活节岛与南美洲。复活节岛气候很凉，海风特大，树木稀少，又缺淡水，多数农植物都不能种，许多鱼也没有，不是腴美的热带岛屿，但是岛上两族长期展开剧烈的争夺战，叛舰初到辟坎岛，发现土人留下的房屋，与复活节岛式的大石像，大概是复活节岛人逃避来的。有一尊断头的石像，显然有追兵打到这里来。但是结果辟坎岛并没有人要，可见还不及复活节岛，是真是一块荒凉的大石头，一定连跟来的塔喜堤人都过不惯。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国自首。
他在土排岛与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爷脾气发作，变得与布莱一样招恨，那也是历史循环，常有的事。主要还是环境关系，生活极度艰苦沉闷，一天到晚老是这几个人，容易发生磨擦。也许大家心里懊悔不该逞一时之快，铸成大错，彼此怨怼，互相厌恨，不然他死后为甚么统统自相残杀，只剩一个老头子？
老人二十年后见到本国的船只，像得救一样，但是不免畏罪，为自己开脱，反正骂党魁总没错。——书上没说他回国怎样处分，想必没有依例正法。——当然，岛上还有土人在，不是完全死无对证。所说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致属实，不过岛上的女人风流，也许那有夫之妇是自愿跟他，不是强占。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当然也一样严重。总计他起事后只活了不到两年，也并没过到一天伊甸园的生活。
老人的供词并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关于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约而同绝口不提，因为传说已经形成，克利斯青成为偶像，所以代为隐讳——白兰度这张影片用老人作结，但是只说叛党自相残杀净尽，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躯——只有密契纳这一篇是替船长翻案，才不讳言大副死得不名誉。诺朵夫书上如果有，也就不会是三○年代的畅销书，那时候的标准更清教徒式。但是书上白颜自云十八年后发现叛舰不是逃到拉罗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这件事，这章法实在特别，史无前例。看来原文书末一定有那么一段，写白颜听到发现辟坎岛的消息，得知诸人下场，也许含糊地只说已死。出版公司编辑认为削弱这本书的力量，影响销路，要改又实在难处理，索性给删掉了，给读者留下一个好结局的幻象，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辟坎岛上有克利斯青一干人的子孙。
在我觉得邦梯案添上这么个不像样的尾巴，人物与故事才完整。由一个"男童故事"突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讽刺，使人低徊不尽。当然，它天生是个男童故事，拖上个现实的尾巴反而不合格，势必失去它的读者大众。好在我容易对付，看那短短一段叙事也就满足了。
郁达夫常用一个新名词："三底门答尔"（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一般译为"感伤的"，不知道是否来自日文，我觉得不妥，像太"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抱着怀疑一切的治学精神，逐渐提高自觉性的结果。
自从郁达夫用过这名词，到现在总有四十年了，还是相当陌生，似乎没有吸收，不接受。原因我想是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近来的新新闻学（ｎｅｗｊｏｎｒｎａｌｉｓｍ）或新报道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三底门答尔"到底是什么，说了半天也许还是不清楚。粗枝大叶举个例子，诺朵夫笔下的《叛舰喋血记》与两张影片都"三底门答尔"，密契纳那篇不"三底门答尔"。第一张照片照诺朵夫的书，注重白颜这角色，演员挂三牌。第二张影片把白颜的事迹完全删去，因为到了六○年代，这妥协性的人物已经不吃香。电影是群众传达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密契纳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长，全是史实。所谓"冷酷的事实"，很难加以"三底门答尔"化。
当然忠实的纪录体也仍旧可能主观歪曲，好在这些通俗题材都不止一本书，如历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两本一比就有数。我也不是特为找来看，不过在这兴趣范围内不免陆续碰上，看来的材料也于我无用，只可自娱。实在是浪费时间，但是从小养成手不释卷的恶习惯，看的"社会小说"书多，因为它保留旧小说的体裁，传统的形式感到亲切，而内容比神怪武侠有兴趣，仿佛就是大门外的世界。到了四○、五○年代，社会小说早已变质而消灭，我每次看到封底的书目总是心往下沉，想着："书都看完了怎么办？"
在国外也有个时期看美国的内幕小说，都是代用品。应当称为行业小说，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没有甚么内幕。每一行有一本：飞机场、医院、旅馆业、影业、时装业、大使馆、大选筹备会、牛仔竞技场、警探黑社会等。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说，讲广告业，是一个广告商杰利·戴拉·范米纳（ＤｅｌｌａＦｅｍｉｎａ）自己动笔写的，录音带式的漫谈，经另人整理删节，还是很多重复。书题叫《来自给你们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戏拟日制电视机广告。
行业小说自然相当内行，沾到真人实事，又须要改头换面，避免被控破坏名誉。相反地，又有假装影射名人的，如《国王》（"ＴｈｅＫｉｎｇ"）——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盖博绰号，写歌星法兰克辛纳屈——《恋爱机器》——前ＣＢＳ电视总经理吉姆·奥勃瑞，绰号"笑面响尾蛇"——务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节骨眼上给"掉包"换上一般通俗小说情节，骗骗读者，也绝对不会开罪本人。这都煞费苦心，再加上结构穿插气氛，但是我觉得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这名称，似乎是二○年代才有，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章回小说不再震聋发聩，有些如《歇浦潮》还是讽刺，一般连讽刺也冲淡了，止于世故。对新的一切感到幻灭，对旧道德虽然怀恋，也遥远黯淡。三○年代有一本题作《人心大变》，平襟亚著，这句话在社会小说里是老调。但是骂归骂，有点像西方书评人的口头禅"爱恨关系"，形容有些作者对自己的背景，既爱又恨，因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不过在这里"恨"字太重，改"憎"比较妥贴。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与插图像是一○年代末或二○初，文笔很差，与三○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梦》还是甚么梦的同样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开场仿佛也都是两个青年结伴到上海观光。后一部写两个同学国光、锦人，带着国光的妹妹来沪，锦人稍有阔少习气。见识了些洋场黑幕后，受人之托，回去湖北整顿一个小煤矿。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锦人想出一个办法，买了草席铺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听见隔壁席子纟卒縩作声，发现帐房偷开铁箱。原来是帐房舞弊，所以蚀本。查出后告退，正值国民军北上，扫清一切魍魉。以北伐结束，也是三○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锦人与国光的妹妹相处日久发生情愫，回乡途中结婚，只交代了这么一句。妹妹在书中完全不起作用，几乎从来不提起，也没同去湖北。显然是"国光"的自述，统统照实写上。对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赞成，也不便说什么。
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出版，是在这时期，混在社会小说名下，虽然没有再版，料想没有蚀本。写到内地去，连以一个大都市为背景的这点统一性都没有。它的好处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寓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广陵潮》我没看完，那时候也就看不进去，因为刻划得太穷凶极恶，不知道是否还是前一个时期的影响，又"三底门答尔"，近于稍后的"社会言情小说"，承上启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会小说。
这些书除了《广陵潮》都是我父亲买的，他续娶前后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来，已经一本都没有，所以十二三岁以后就没再看见过，当然只有片断的印象。后来到书摊上去找，早已绝迹。张恨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项下，性质不同点。他的《春明外史》是社会小说，与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有些地方相近，自传部分仿佛是《人间地狱》写得好些，两人的恋爱对象雏妓秋波梨云也很相像。《人间地狱》就绝版了。写留学生的《留东外史》远不及《海外缤纷录》，《留东外史》倒还有。
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故事集中，又是长篇，光靠一点事实不够用，不得不用创作来补足。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但是社会小说的遗风尚在，直到四○年代尾，继张恨水之后也还有两三本真实性较多。那时候这潮流早已过去，完全不为人注意。
一个是上海小报作者的长篇连载，出单行本，我记性实在太糟，人名书题全忘了，只知道是个胖子，常被同文嘲骂"死大块头"——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专写上海中下层阶级。这一篇写一个舞女嫁给开五金店的流氓，私恋一个家累重的失业青年，作为表兄，介绍他做帐房，终于与流氓脱离预备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这样平淡而结局意想不到地感动人。此外北方有一本写北大一个洗衣女，与一个学生恋爱而嫌他穷。作者姓王。又有个大连的现代钗头凤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泄气得谁也造不出来，看来都是全部实录。
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各地大小报每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难说，题材太没有选择性，不一定反映社会的变迁。小说化的笔记成为最方便*的形式，人物改名换姓，下笔更少顾忌，不像西方动不动有人控诉诽谤。写妓院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条路线，而且也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因为一般人太没有恋爱的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这仿佛是怪论——
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西谚"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实"，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义的意味，与原意相去太远，还是脑筋简单点译为"真事"或"事实"比较对。马克·吐温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是因为小说只能用有限的几种可能性。"这话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内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况都有许多因素在内，最熟悉内情的也至多知道几个因素，不熟悉的当然看法更简单，所以替别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种因素又常有时候互为因果，都可能"有变"，因此千变万化无法逆料。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ｒｕｔｈ——"事实的金石声"。库恩认为有一种民间传说大概有根据，因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ｒｉｇｈｔ"）。是内心的一种震荡的回音，许多因素虽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觉得它们的存在。
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甚么又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白日梦的感觉，总稍微有点不以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实事，不是文艺，口味简直从来没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点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质地。例如西方直到十八九世纪，仆人都不敲门，在门上抓搔着，像猫狗要进来一样。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路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路易斯也是社会人种学家，首创"贫民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这名词，认为世代的贫穷造成许多特殊的心理与习俗，如只同居不结婚，不积钱，爱买不必要的东西，如小摆设等。这下层文化不分国界，非洲有些部落社会除外。他先研究墨西哥，有一本名著《五个家庭》，然后专写五家之一：《桑协斯的子女》（"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ｆＳａｎｃｈｅｚ"），后者一度酝酿要拍电影，由安东尼昆、苏菲亚·罗兰饰父女，不幸告吹。较近又有一本题作《拉维达》（"ＬａＶｉｄａ"），是西班牙文"生活"，指皮肉生涯，就像江南人用"做生意"作代名词。写玻多黎各一个人家，母女都当过娼妓，除了有残疾的三妹。作者起初选中这一家，并不知道这一层，发现后也不注重调查"生活"，重心全在他们自己的关系上。其间的"恩怨尔汝来去"也跟我们没什么不同。
内容主要是每人自述身世，与前两本一样，用录音带记下来，删掉作者的问句，整理一下，自序也说各人口吻不同，如闻其声。有个中国社会学家说："如果带着录音器去访问中国人就不行。"其实不但中国人，路易斯的自序也说墨西哥人就比玻多黎各人有保留。大概墨西哥到底是个古国，玻多黎各也许因为黑人血液的成份多，比较原始。奇怪的是《拉维达》里反而是女人口没遮拦，几个男人——儿子女婿后父——都要面子，说话很"四海"，爱吹，议论时事常有妙论，想入非非。也许是女人更受他们特殊的环境的影响，男人与外界接触多些，所以会说门面话，比较像别国社会地位相仿的人。反正看着眼熟。
福南妲讲她同居的男子死了，回想他生前，说："他有一样不好：他不让我把我的孩子们带来跟我们一块住。"下一页她叙述与另一个人同居："我们头两年非常快乐，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们没跟我一块住。"前后矛盾，透露出她心理上的矛盾，但是闲闲道出。两次都是就这么一句话，并不引人注意，轻重正恰当。她根本不是贤妻良母型的人，固然也是环境关系，为了孩子们也是呕气，稍大两岁，后父又还对长女有野心。
长女索蕾妲是他们家的美人，也是因为家里实在待不下去，十三岁就跟了三十岁的亚土若，"爱得他发疯。"他到手后就把她搁在乡下，他在一家旅馆酒排间打工，近水楼台，姘妓女，赌钱，她一直疑心他靠妓女吃饭。他开过小赌场，本来带几分流气。几次闹翻了，七八年后终于分开，她去做妓女养活孩子们——她先又还领养了个跛足女婴，与自己的孩子一样疼。他一直纠缠不清，想靠她吃饭，动小刀子刺伤了她，被她打破头。但是她贴他钱替他照顾孩子，倒是比娘家人尽心。她第一次去美国，拖儿带女投亲，十分狼狈，一方面在农场做短工，还是靠跟一个个的同乡同居，太受刺激，发神经病入院，遣送回籍。铩羽归来，家里人冷遇她，只有前夫亚土若对她态度好，肯帮忙。所以后来她在纽约，病中还写信给他，不过始终拒绝复合。
亚土若谈他们离异的经过，只怪她脾气大，无理取闹，与小姨挑唆。直到后半部她两个妹妹附带提到，才知道她和他感情有了裂痕后也屡次有外遇，他有一次回家捉奸，用小刀子对付她，她拿出他的手枪，正要放，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子弹打中她的手指。她告诉法官是他开枪，判监禁六个月。他实在制伏不了她，所以不再给钱，改变主张想靠她吃饭，原来他是为了隐瞒这一点，所以谎话连篇，也很技巧，例如本是为了捉奸坐牢，他说是回家去拿手枪去打死一个仇人，索蕾妲劝阻夺枪，误伤手指，惊动警察，手枪没登记，因此入狱。入狱期间恐怕她不贞，因为囚犯的妻子大都不安于室，而且这时期关于她的流言很多。他一放出来就对她说："我们这次倒已经分开很久了，不如就此分手。"但是她哭了，不肯。一席话编得面面俱到。
故事与人物个性的发展如同抽茧剥蕉。他写给两个小女儿的信——有一个不是他的——把她们捧成小公主。孩子们也是喜欢他，一个儿子一直情愿跟他住在乡下。索蕾妲姊弟有个老朋友马赛罗也说他确是给这些孩子们许多父爱，旁人眼中看来，他身材瘦小，面貌也不漂亮，只有丈母娘福南妲赏识他有胆气。但是他做流氓没做成，并且失业下乡孵豆芽，感慨地说他无论什么事结果都失败了。
索蕾妲去美之前爱上了一个贼，漂亮，热情，但也是因为他比周围的人气派大些。是她最理想的一次恋爱，同居后不再当娼。有一天晚上他去偷一家店铺，是他们这一伙不久以前偷过的，这次店主在等着他。他第一个进去，店主第一枪就打中他胸部，同党逃走了。第二天她跟着他姑母去领尸，到医院的太平间，尸身已经被解剖，脑子都掏了出来搁在心口上。她拥抱着他，发了疯，一个月人事不知。
据她的九岁养女说：是他去偷东西，被警探包围，等他出来的时候开枪打死的。她二妹说得又不同：他无缘无故被捕，装在囚车里开走了，过了些天才枪毙，索蕾妲两次都晕厥过去了。照这一说，大概是他犯窃案的时候杀过人，所以处死刑。索蕾妲讲得最罗曼谛克。她母亲的姨妈本来说她爱扯谎，自述也是有些地方不实不尽，反正不管是当场打死还是枪决，都不是死因不明，用不着开膛破肚检验，而且连大腿都剖开了，显然是医学研究，不是警方验尸，地点也不会在医院太平间，如果是把罪犯的尸首供给医校解剖，也没那么快。看来这一节是她的狂想。她后来病中担忧死了没人收尸，给送去解剖，宁可把遗体赠予玻多黎各热带疾病研究院，不愿白便宜了美国人："让他们拿他们自己的xx巴去做实验。"念念不忘解剖，也许是对于卖身的反感与恐怖压抑了下去，象征性地联想到被解剖。她发精神病的时候自己抹一脸屎，似乎也是谴责自己。她第二次还乡，衣锦荣归，在纽约跟一个同乡水手边尼狄托同居，自己又在小工厂做工，混得不错。但是她家里觉得她攀高，嫌脏，老是批评这样那样，相形之下使人心里难受。带来的礼物又太轻，都对她淡淡的，边尼狄托又不替她做脸，喝得醉猫似的，她认为"那是我一生最不快乐的一天"。他先上船走了，她在娘家过年，与卖笑的二妹一同陪客人出去玩，除夕一晚上嫌了五十美金。在纽约也常需要捞外快贴补家用。
同一件事在她弟弟口中，先说边尼狄托待他姐姐好：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他们吵了起来。是这样：她回玻多黎各去了一趟，边尼狄托发现她在那边跟一个美国人睡过。她还是个有夫之妇！但是那次边尼狄托干了件事。我不喜欢。他等我回去了之后打她。这我不喜欢。我可从来没跟他提起过。夫妻吵架，别人不应当插一脚。我后来倒是跟索蕾妲说过。我告诉她她做错了事，她要是不改过，以后我不去看她了。我说不应该当着我的面吵架，夫妻要吵架，应当等没人的时候。"
这一段话有点颠三倒四，思路混乱。他只怪他姐夫一件事：等他走了之后打老婆——是怪他打她，还是怪他等他走了才打？同页第一段述及妹夫打妹妹，他不干涉；妹夫打二姐，虽然是二姐理亏，他大打妹夫。可见他并不反对打老婆，气的是等他走后才打。但是如果不等他走就打，岂不更叫他下不来台？等他走了再打，不是他告诫大姐的话：等没有人的时候再吵架？
下一页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姐姐们。她们光是一个男人从来不够。她们喜欢寻欢作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爱我的姊妹们。我不让任何人当着我说她们的坏话。有时候我甚至于梦见她们……"他常梦见在泥潭里救出索蕾妲，她满身爬着蛇。前文自相矛盾处，是他本能地卫护姐姐，迁怒姐夫。书中人常有时候说话不合逻辑，正是曲曲达出一种复杂的心理。
这种地方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旧小说也是这样铺开来平面发展，人多，分散，只看见表面的言行，没有内心的描写，与西方小说的纵深成对比。纵深不一定深入。心理描写在过去较天真的时代只是三底门答尔的表白。此后大都是从作者的观点交代动机或思想背景，有时候流为演讲或发议论，因为经过整理，成为对外的，说服别人的，已经不是内心的本来面目。"意识流"正针对这种倾向，但是内心生活影沉沉的，是一动念，在脑子里一闪的时候最清楚，要找它的来龙去脉，就连一个短短的思想过程都难。记下来的不是大纲就是已经重新组织过。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埃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这并不是低估西方文艺，不过举出写内心容易犯的毛病。
奥斯卡·路易斯声明他这书是科学，不是文艺。书中的含蓄也许只是存真的结果。前两本更简朴，这一本大概怕味道出不来，特加一个新形式，在自序中说明添雇一个墨西哥下层阶级女助手，分访母女子媳，消磨一整天，有时候还留宿，事后记下一切，用第三人称，像普通小说体裁，详细描写地段房屋，人物也大都有简单的描写。几篇自述中间夹这么一章，等于预先布置舞台。
第一章，萝莎去探望福南妲，小女儿克茹丝初出场："克茹丝十八岁，皮肤黑，大约只有四呎九吋高。她一只腿短些，所以瘸得很厉害。脊骨歪斜，使她撅着屁股，双肩向后别着，非常不雅观。"她给母亲送一串螃蟹来："有个人在那儿兜来兜去卖，他让我买便宜了，克茹丝说。他大概是喜欢我，反正他也就剩这几只了。"谈了一会，她说她要去推销奖券："不过我要先去打扮打扮。卖东西给男人就得这样。他们买东西就是为了好对你看。"
她家里人都没答这茬。不久她销完了回来了，已经换过衣服，穿着粉红连衫裙，领口挖得极低，鞋也换了粉红夹绿两色凉鞋。"她虽然身体畸形，看着很美丽。"这是萝莎的意见，说明克茹丝并不完全是自以为美。萝莎从来不下评语，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实在必须，不说是真不知道。意在言外的，是这时候刚发现她肉感。丰艳的少女的肢体长在她身上，不是没有吸引力，难免带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克茹丝的遭遇当然与这有关。
至于为什么不直说，一来与萝莎的身份不合，她对这家人家始终像熟人一样，虽然冷眼旁观，与书中人自述的距离并不大。在这里，含蓄的效果最能表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浑浑噩噩，许多怪人怪事或惨状都"习惯成自然"，出之于家常的口吻，所以读者没有牛鬼蛇神"游贫民窟"（ｓｌｕｍｍｉｎｇ）的感觉。
但是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像密点印象派图画，整幅只用红蓝黄三原色密点，留给观者的眼睛去拌和，特别鲜亮有光彩。这一派有一幅法国名题作《赛船》，画二男一女，世纪末装束，在花棚下午餐，背景中河上有人划小船竞渡，每次看见总觉得画上是昨天的事，其实也并没有类似的回忆。此外这一派无论画的房屋街道，都有"当前"（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的感觉。我想除了因为颜色是现拌的，特别新鲜，还有我们自己眼睛刚做了这搅拌的工作，所以产生一种错觉，恍惚是刚发生的事。看书也是一样，自己体会出来的书中情事格外生动，没有古今中外的间隔。《拉维达》等几本书在美国读者众多，也未见得会看夹缝文章，不过一个笼统的印象，也就可以觉得是多方面的人生，有些地方影影绰绰，参差掩映有致。也许解释也是多余的，我是因为中国小说过去有含蓄的传统，想不到反而在西方"非文艺"的书上找到。我想那是因为这些独白都是天籁，而中国小说的技术接近自然。
太久没有发表东西，感到隔膜，所以通篇解释来解释去，噜苏到极点。以前写的东西至今还有时候看见书报上提起，实在自己觉得惭愧，即使有机会道谢，也都无话可说，只好在这里附笔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