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居住在青岛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少爷，即使成家但却未曾立业，整天游手好闲，一到用钱时刻，伯乐的日子就变的悲哀了。他从未有过什么钱，不过是他伸手向他父亲要的，还有就是变卖妻子的首饰。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他厌恶整天拿着涂了金粉的《圣经》的父亲，也厌恶着肥胖的夫人，唯一让他感动生活充满乐趣，眼前发亮的事就是钱。讨厌有钱人也是他，“有钱就意味着罪恶”这个想法在他脑中，因此他极乐意交一些穷朋友，好让他在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也是他极乐意做的事，胆小也是他的优点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船舰在海面上出现并巡游了一圈，看热闹的人群只是在一边看着，虽然只是觉得好奇还有害怕，但觉得却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躲避的，说着各国语言的妓女，有韩国的，也有日本的，但她们却是笑嘻嘻地看着矮小小的日本海兵，直到矮小的海军搂着她们的肩膀离开时，她们也是始终笑着的。但这可是吓坏了马伯乐，觉着总有一天他们会打来的，恐惧胆小驱使着他收拾东西快逃，当日本真正打来时，他不是愤怒的也不是悲哀的，而是激动地走上街向朋友炫耀他的机智聪明。
逃避是他生存的技巧，马伯乐向来是极为胆小的，他总想的很多，总能预见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总能在第一时间迅速拿钱收拾好东西逃的远远的。马伯乐的三女儿雅格脸上的疤痕与他脱不了干系。马伯乐生病从来不吃药，孩子生病了也只是给他们买一些好吃的当药吃，孩子不生病的时候，很少给孩子买东西吃，雅格够高高柜台上的梨子时被马伯乐发现了，他就喊了一声，由于他的声音过大了一点，雅格被吓的从高处滚落跌到痰盂上了，右眼落下一个很大的伤疤，马伯乐一看不好了，就收拾东西快逃。与妻子吵架他也赶快逃到街上，经营书店失败他也赶快变卖东西快逃，但终究没钱了，不得不回到家中遭受全家人的白眼，他的日子瞬间变得灰暗了，他逃去上海，逃去南方。整天怯懦的活着。他总想着逃，逃得比什么都快，逃了也就可以活下来，也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活。
马伯乐是“勇敢的”，他想着写关于抗日的文章，带领群众一起反抗，他想过参军，他想过在战场，也曾与父亲的朋友王先生讨论参加战斗的事，但王先生确实不怎么同意的，伯乐渐渐觉着参军打仗没什么大不了，也就不提了，这一愿想也从未实现，他逃着，从青岛到上海，再从上海逃往汉口，最终连汉口也呆不下去了，他想着该逃亡哪呢，最终全汉口的人将目光转向了成都，可哪里是安全的呢？这不不过是逃避战争，自欺欺人罢了。
他厌恶有钱人，却认为钱是万能的，钱能使父亲变成仆人，使母亲变成老妈子，使自己改变地位，钱是万能的，没钱就什么都不是。他厌恶父亲，厌恶着父亲的话：“外国人打来是为中国好，要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好日子”，他讨厌外父亲的崇洋媚外，自己却是认为外国人高大厉害，一旦觉得怎么了外国人就连忙说一句“sorry”，他认为外国的东西从来都是好的，从来不还价，国内的东西无论怎么便宜都不如外国。对待同胞只有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可知他的厌恶之深。
日本侵略者觊觎着祖国的华北、华东大地，进在此国家危难之际而灭亡中国，全国救国之声高昂，抗日之情激起，人民处于猛醒之中。然而，知识分子层中却有那么些人，抗日之激昂，表情之坚定，可是他们又暗中打着自己的算盘，千方百计地躲避着战争逃亡后方，以苟全性命。而马伯乐就是这么一个人，但他也代表着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