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签字的‘袁老师’是班主任？教什么的？”门卫手里捏着我递过去的假条。
“数学。”我盯着脚尖答道。
“你可以走了。”
绿灯亮了。尽管背着满满当当的书包，我仍然跑得比此刻运动场上的不少人要快。双肩上的起伏的重感让我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今天是校运会，我准备回家学习。这一切我两三个月前就计划好了，包括那张假的假条在内。
过了斑马线，离公交站还有几步路。书店的老板娘抱臂倚在门框上：“怎么回家啦？”
“去医院。”我下意识地回答，然后只把眼睛望向脚尖，朝前走。路过文具店，我敢打赌文具店老板正坐在里面看我。老板是个和蔼亲切的老爷爷，说话慢条斯理。有的同学买过文具喜欢留下和他闲叙一阵。但我没有必要让他的目光也成为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我只要看自己的脚尖，和眼下要走的一点点路。这样也许效率最高。总是保持着眼睛到脚尖固定不变的视距，我会近视吗？
坐上公交车，和学校，这个巨大的声源一点一点地远了。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将操场三面围定，混响很好，于是延时严重的广播声在这三面的小壳里混着嘈杂的人声显得很有点鼎沸的意思。《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但这一切和我没必要有关系，尤其在这喧响的减小的时候。如果参加校运会，我肯定可以拿几块牌子。如果参加了我肯定高度重视。提前两个月开始准备，每天放学跑圈穿插变速跑……可是现在学习节奏那么紧，这样像话吗！还是继续一吃完晚饭就回班写作业吧。本来我是学校体操队队长、合唱团领唱，广泛参与学校的活动。精力充沛，豁达乐观。自从期初考砸以来，我很收心，砍掉了全部爱好。每天好像长在板凳上。发胖、失眠、纠缠分数患得患失……我简直不是自己了。在学业压力下，所谓的个体人性化发展如何得到尊重？这一组矛盾在功利化的应试教学中是不可调和的吗？难道这些只是在急切绝望的我，一个学习能力不强的学生身上，才是不可调和的吗？
我想起余地的一个比喻，他把溢出我们身体的灵魂比作溢出杯子的水。
我开始想念长跑中吊着一口气和自己较劲的感觉，想念刘海被汗水沾湿的女同学把接力棒递到我手里时微凉金属管的轻击。我想和同学们捧着骆一禾的诗集并肩坐在暖融融的看台上，当朋友踩着猩红的跑道路过我们时，我们就起立，挥手，齐声呐喊他们的名字。但我只以为今天是学习上的又一个弯道。巨大的孤独绵绵地压着我。
下车混入人流中，我低着头走。鞋面积了灰了，晚上准备刷一刷。我灰溜溜地黯然彳亍，仿佛夹了尾巴。别人会以为我逃学的吧？不对，我确实逃学了：运动会毕竟是规定的校本课程。不过，我马上就可以写作业了。我没有浪费时间。
回到家，打开计划本。先读半小时《三国》，再刷一份数学卷子。一个上午没了，时间宝贵。
吃完中饭，我躺到床上，用被子蒙上了脸。
手机响了。
“在皮研所检查好了吗？怎么样？”电话那头的体委在嘈杂的人声中分辩似的大声说道，“你同桌接力跑不了，下午两点来代她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