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越大，越怀念小时候的过年。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一没事就会数着指头算，觉得过年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似乎平日里所有遥不可及的愿望都可以在过年的当口和鞭炮一样集合，呐喊，爆出明亮的火花。
新衣服是肯定要穿的。父亲教书，工资不多，养活一家人有些吃力。可无论怎么算计怎么省，过年时我和哥哥一身新衣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奶奶心灵手巧，能裁善剪。母亲锦上添花，喜描爱绣。于是，我们的衣服，尤其是我的衣服，都会有出乎意料的惊喜，因为，这是奶奶和母亲的作品。
还有扎头发的绸子，也必得要一对新的。女孩子扎的最多的，还是红绸子。飘扬的红绸子，扎在高高的辫子上，如冬天里的火焰。如果再戴上崭新的围巾，把女孩子上边云彩下边花地这么一衬，无论多平凡的小脸蛋儿，都会显得千娇百媚。
除了一身打扮，我过年最关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食了。好吃食从腊八就有了苗头。腊八粥一早就熬出了第一缕年气儿。然后是放寒假，跟着母亲去赶集，买瓜子、糖果和串亲戚用的点心。到了腊月二十三，是我们十里八村的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去赶集，街上水泄不通，我们就在人缝里挤来挤去，小孩是最容易满足的，买一串糖葫芦或一包芝麻糖就打发了。从街上赶集回来等着母亲煮排骨。我和哥哥眼巴巴地站在锅台边，等着母亲把煮熟的骨头给我俩享用------闻着香气四溢的肉味，心急火燎，等了半天终于吃到了肉，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二十四，扫房子。”这一天是劳动日，我的任务是擦洗桌椅，搬挪坛罐。“二十五，去领鼓。”我就和一班小孩子跟着村长敲锣打鼓，到那些军烈属家慰问，送骑鱼娃娃的年画和两斤五花肉。
“二十六，去割肉。”接着“二十七，洗萝卜。”洗了萝卜是为了盘饺子馅，炸丸子。再然后，神圣的二十八到了，这一天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二十八，蒸枣花”。要蒸每人两个的人口馍，谓之“大馍”。要蒸供神的枣花馍，还要蒸豆馍和包子。蒸完了这些还要放上油锅炸丸子，煎油豆腐。从早到晚，紧紧张张，我的任务经常就是烧地锅。我喜欢看炉膛里的火苗蹿来蹿去，变幻无穷，又暖和又有趣。
“二十九，去打酒。”打完了酒，万事俱备，等待新年的高潮来临。于是，大年三十来了。上午是供祖宗牌位，贴春联，下午是男人们上坟请祖宗们回家过年。大年夜，吃饺子。我最关注的是能否吃到钱。倒不是预测自己是否有福气，而是想着把那五分钱据为己有。
大年初一早上穿了新衣，叫上同村的小伙伴们挨家挨户去拣炮，看看谁拣的最多。吃完饺子就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收到的压岁钱最终会被母亲没收充公。她不这么做也不行，别人给了我们，她总得有什么给别人。在那个清贫的年代，几乎家家如此。小孩子的压岁钱到大人那里，都是一场场微妙的平衡和算计。
走完亲戚，很快就到了正月十五。这是最后的狂欢。有的村子扭秧歌，有的村子演旱船，有的村子请大戏。我和一帮小女孩子从这村走到那村，三五里之内来回逛，不觉得累。这两天还会“点旺火”，其主旨大约是消灾避祸祈瑞纳福，同时就着熊熊的火光放花炮。等到正月十六那天，火焰渐渐在家门口冷却下去，我的意趣也开始阑珊。知道明天要上学了，这年，算是过了。
就是在这样的新年里，我一天天地长大，终于离乡村越来越远，也离年越来越远。
去年春节大年初六那天，我离开小城，悄悄回到老家，想重温一下旧时的记忆。但儿时那个山清水秀，充满活力的小村庄已不复存在，看到的是满目的荒凉。人们都在忙忙碌碌种香菇挣钱。于是我满怀伤感地离开了。
回来的路上，我十分恍惚。我不知道，是记忆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记忆。不禁问自己：难道童年的那些新年只能成为另一种同音不同义的读法，只能成为心里的年——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