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了检查后就回家吃羊肉，但当检查报告单下来后，先前还有说有笑在父子俩沉默了.。他飞奔似的冲到医生办公室，屏住呼吸聆听着医生在每个字。我的脑袋里竟然有血肿！父亲镇定地问着医生一个又一个关于我病情在问题，这时在他面无多余的表情，如冰山一般，没有一点儿温度。我想，可能糟了。
不久前，我还信誓旦旦的说自己没什么大碍，但从外地赶回来的父亲看到我由于摔进河里而冒起的两个大包，毅然带我去了医院。现在，我有些后怕，我甚至觉得扎根在我头上的包愈发的炽热了。脑海里闪过一丝绝望，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出了事会怎么样？父亲会因此颓疲吗？母亲会夜夜流泪吗？爷爷奶奶会睡不着觉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因为这种悲哀的事情在我身边发生了太多，我也听得太多了。这些复杂的念头挂在我的心头，显得无比的沉重，淡淡的苦香充斥着这里。
还好，医生说我头里的血肿已经稳定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消除。这时，我才如释重负，父亲紧攥着的手渐渐松了下来，可眉头依然紧皱。第一次当病人的我试着学大人安慰小孩的口吻说：“爸！没事的！没什么大碍的，头不痛又不晕，只是多了道伤口罢了！”
“你懂什么！很多事不是只凭感觉的，你知道血肿有多严重吗？如果不处理好就会留下后遗症，甚至会影响你的智力，这样会毁了你的！”父亲黑着脸仿佛某根神经被我挑动似的。原来安慰父亲的话反而刺激了他，突然发现我说的话显得如此的稚嫩而又充满奶气，我无力反驳，那更为深沉的爱已裹住我。
不知怎么的，这些天住院的人很多。在一个夜晚，一位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年轻女子被推了进来，从周围满脸焦急的亲人唠唠中我大概明白，她的头被撞伤了。突然在转移的时候女子被碰了一下，随即而来的“呜呜”声被撞了出来，我看出她极力想动但身体却一动不动。两天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女子了。
以后的一些天，父亲寸步不离，时不时呆呆的望着输液管。他没有过笑脸，这让他本就长满胡渣的脸又苍老了几分。是的，我是他的孩子，唯一的儿子，他是我的父亲，唯一的，永远的。
待到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后，父亲一个劲的把我的病情仔仔细细问了一遍。在医生不耐烦一连串的“没问题！”中，我终于看到了我父亲的第一次笑，笑的范围很小，只有嘴角稍微有一点弧度，烟熏黑的牙齿露出点点，眼睛里闪烁着不可琢磨的神采。
父亲的重石终于放下了，只是心里多了几道岁月的疤痕。
整件事父亲没有过犹豫，十分的果决，就像这些都是他与生俱来就会做的，也许这就叫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