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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关于钱钟书的作文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青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一九八七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不财，会招来恶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
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篇二：关于钱钟书的作文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参乎?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八六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 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十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郑朝宗老师是钱先生的知音挚友，对我又爱护之至。《管锥编》出版之后，他一再叮嘱我要“天天读”。我果然不忘老师教诲，二、三十年从未间断过对《管锥编》的阅读，也终于明白郑老师所说的“巨人”二字是什么意思。钱锺书先生绝对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学术巨人，是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如此博学博识，真前不见古人，后也恐怕难见来者。尽管我对钱先生的学问高山仰止，但对《围城》却并不特别喜爱，对此，我请教郑老师：我的审美感觉不知对否?郑老师回答说：平心而论，他的主要成就是学问，不是创作。
钱先生对《钱锺书研究》一事如此认真的态度，绝非矫情。他的不喜别人臧否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自嘲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参见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写给郑朝宗的信)，这也非虚言。一生渴求高洁、安宁，确实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对“抬举”之事怒不可遏，言语过于激愤。一九九六年，我听到法国的友人王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说，他看到国内报刊有一消息，说李希凡等人联名写了呼吁信，要求制止江苏无锡把钱先生的祖居旧址夷为商场，以保护国宝文物。知道此事后，他就致函杨绛先生，询问此事是否需要声援一下。杨先生在回函中传达了钱先生的话：“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着。”一听到这句话句，我就相信这是钱先生的语言，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话。难怪人家要说他“尖刻”。然而，这句话也说明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宁与高洁是怎样的不留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