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在这篇优美的《桃花源记》带给人们一种别致的美学感受的同时，文章的作者，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形象也浮现于我们眼前。
对于陶渊明，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的隐士思想。对于他的“隐“，历史给出的介绍时，他从孝武帝十八年初就职江州祭酒，到安帝义熙元年辞去彭泽县令归田。在经历了十三个年头的官宦生活后，陶渊明隐居不出，躬耕田园，自此过上了隐士之生活。这也是陶渊明留在历史中的几乎全部印记。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一千七百多年来人们对其给予了太多的赞扬。人们公认他是田园诗的开创者，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鼻祖。同时，他的辞官归隐也被贴上了与黑暗现实决裂，高风亮节的标签。应该说，陶渊明在身后享受了极大的盛名。
不过，从我的角度看，陶潜此人可以用两个看似对立的词语形容——高尚，而又无能。
说他高尚，自然是要肯定他的一些思想。可以说，陶渊明是那个混乱的历史时期中的清醒者，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官场之黑暗，前文中提到的《桃花源记》便是他对是非之洞察的明证。同时，作为一位封建知识分子，他认识到了田园生活所具有的美感，为我们留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宁静淡雅、淳朴自然的名句。在这两点上，淡泊明志的陶渊明是高尚的。
然而，虽然陶渊明用自己的文字为中国文学史增色，但对当时危机重重的国家，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而言，他所能得到的评价只能是“元亮无能”！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投身官场，以求建功立业。我愿下个断语，自幼聆听圣贤之道的他们，心中一开始应是都有着匡扶*的理想的。但在面对黑暗现实之时。这些士人会分化成三种。第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会被黑暗现实所同化，成为碌碌无为，只顾蝇营狗苟、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亦或是敢怒不敢言，只求几十年为官后平安告老还乡。第二种人会事实史诗之黑暗，愤而与官场决裂，挂印而去，寄情于山水田园、书斋字画，悠游自在，乐天知命。陶渊明即是其中之一。
对于第一种人，我无话可说，他们只能成为历史舞台的背景，被人们淡忘；亦或是罪大恶极、臭名昭著，被唾骂千年。而对于第二种人，他们的选择或许没有错，但在时代的背景下却显得苍白无力。就像陶渊明，虽与官场决裂，还将官场比作“尘网”，抨击弥漫其中的“俗韵”但事实却是，黑暗依然横行，现实依旧残酷，更多的人走向第一条道路，人们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之哀号、卖官鬻爵之奸笑混杂在一起，盘旋在所谓“世外桃源”之外，“乐天明志”也带上了讽刺的意味。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第三种人，他们与第二种人一样，认清了现实之黑暗，知悉了世界之残酷。但他们却不会就此离去，正相反，他们会将黑暗铸成武器：他人玩弄权术，就让自己成为更老练的谋划者；他人栽赃陷害，就让自己成为更隐忍的政治家；他人结党营私，就让自己成为时局最诡秘的操纵者。抛弃仁义道德的空谈，用黑暗对抗黑暗。但是，这并非堕落，当力量足够做出改变时，他们就会向黑暗宣战，用自己的能力去“攘除奸凶”，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学所言“致良知”者，莫过于此。历代名臣如姚崇、王安石、张居正等皆是典范。
与这种人相比，第一种人缺失的是信念，而陶渊明等第二种人，缺失的就是能力。在看清黑暗现实之后，没有人会选择即刻逃避，但不同的是，有的人会找到制胜之道，寻得在黑暗中生存的方法，去投身黑暗，然后照亮黑暗。而另一种人却走投无路，处处受排挤，难以适应，也就只好“挂印而去”了。
总而言之，正是陶潜的“无能”，使他离开了现实，从而成就了他的文学和“高风亮节”，但同时，他对现实的逃避，也印证了他的无能。
陶渊明，高贵无能一隐士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