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不能撒谎，如果撒谎的话，可是要被打屁股的……”这是长辈们教导我最多的话。小时候我理解不了太多道理，只因“撒谎会被打屁股”的威慑才不敢说谎。
但七八岁的时候，我破了例。那次，我感冒了，鼻涕流得像两条河，妈妈带我看医德，带回来一大堆药，包了糖衣的药丸还好些，那种糖浆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刚见到它的时候，我连忙跑开，捂着嘴不肯喝。妈妈哄我说：“这是糖浆，很甜的。”我吃惯了糖，一听是甜的，凑上前喝了一大勺。但是喝完我就想吐，那药的确有甜味，但更有苦味，那种甜中夹着苦的怪味道，刺鼻得叫人恶心，嗅觉与味觉的双重折磨，要多难喝有多难喝。
第二次吃药，我趁妈妈走开时把那糖浆倒进了洗漱台。妈妈回来时，将信将疑地问我：“你喝完了？”“呃……喝完了！”我虽讲得斩钉截铁，心里却是一团乱麻，“会被发现？不会？”“怎么办？”“被发现就惨了！”我目光游离着，始终不敢与妈妈对视，全身汗淋淋的。好不容易把妈妈骗走，我安慰自己：这病不打紧，喝了一次就行了。
但是我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手伸向了杯子，愣是没有把药水送进嘴里，而是倾斜着，再一次把糖浆倒没了，并且自作聪明地用水冲掉，免得让妈妈看出端倪。妈妈依旧问我：“喝完啦？”我犹疑了一下，说“是”。妈妈走近洗漱台，似是不经意地瞅了一下，我猜着以为能再次过关，谁知她指着上边的一滴液体，“这是什么？”她看着我。我赶在她用手蘸之前迅速地抹掉了，支吾着搪塞过去：“嘿嘿，这是我画画的颜料，怎么这还有一滴呢？”我“哈哈”地尴尬地笑了两声。她仍没说什么。第二次行动因小疏忽而差点乱了局。
接下去几天，我除了把药倒掉，还仔细检查是否留下蛛丝马迹。正当我自鸣得意以为警察也查不出什么的时候，身体出卖了我，我咳嗽得肠子都快出来了，眼睛老出眼泪，难受又无奈。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不整出个肺炎才怪。我硬着头皮去向妈妈承认错误。妈妈用深邃的双眼平静而又敏锐地盯着我说：“其实我早猜到了。我很伤心，因为你撒谎了。就算这药很难吃，你也一定要吃，而不是设法来骗妈妈。现在我得带你上医院，再打几针才行。”我不像妈妈那样平静，一面“吭吭”地咳，一面鸡啄米似地点着头，一听还要去打针就变本加厉地慌起来。可是没能改变。医生“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扎了一针。妈妈没有打我的屁股，只是象征地打了几下掌心，掌心微微地疼着。
人们往往为了弥补一个谎言而去撒更多的谎，想逃避现实。但是这样只能让谎言被揭穿后付出的代价更惨痛，我付出的代价是一场令人难受十分的病，几次很疼的扎针，以及几下打手心。纸包不住火，与其说无尽的谎言，不如面对一个，做个诚实的人，有何不好？
我虽然早已不怕“打屁股”和“打针”了，但我还是会尽力做个诚实的人，因为我知道撒谎的代价有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