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脍炙青少年口的《杯中窥人》，让“才露尖尖角”的韩寒一举成名。小寒从水杯里窥到了肮脏的社会，窥到了一杯让“性本善”者沉入杯底的水，这是他对人生的思考。
然而我更喜欢另一种对人生的比喻：把萝卜、鸡蛋和咖啡放进滚烫的沸水中，结果萝卜变软了，鸡蛋的内部反而变硬了，咖啡则改变了环境，和沸水融合在一起，散发出浓香。
这三种物质，或者说，这三类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他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我不能评价哪种命运绝对得好或坏，因为人生本来就不能用好坏来定义，这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是：不同的人生取决于不同的人生态度。
尽管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但站在经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不得不否认荀子的“人性本恶”或其他的“人性本无”，而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帕斯卡尔也说：“智慧把我们带回到童年。”可见，伦理上我们总是认为“人之初”是集人类的美好于一体的。这就告诉我们，所有杯中之人的主观起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客观环境里，他们在主观上的不同表现确立了他们不同的人格，书写了他们不同的人生。
萝卜型的人，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弱者”，这倒不是说他们是所谓“弱势群体”，只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具备人们所认同的反抗斗争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人类进化中至关重要。达尔文的《进化论》向我们阐述了“自然选择”的理念，严复在近代译着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又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萝卜在接受自然的选择面前挂起了白旗，所以沸水淘汰了他；萝卜型的人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里打了退堂鼓，于是环境放弃了他，使他成为失败者。
相比于萝卜，鸡蛋应当是那种喜欢硬碰硬的人，不达目的，绝不被白煮一顿，即便最后两败俱伤。《水浒》中的草莽英雄大多有这个习性，但也是这原因，使他们终究还是一帮草莽英雄。但至少鸡蛋敢于斗争，这是难得的。普罗米修斯的斗争使他受到埃斯库罗斯的歌颂，甚至马克思说他是“哲学历史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道者”。这类人在斗争中使自己强大，但这往往很难把握尺度，而方法和尺度是非常重要的，万里长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个人来说也一样，鸡蛋的斗争使他成就坚硬的五脏六腑，但我们不得不为文天祥、孙武这类人的命运感到庆幸——斗争精神应该与方法结合起来，否则鸡蛋迟早要龟裂，“圣者”迟早要成为“殉道者”，英雄主义迟早也会成为悲剧英雄主义——要知道，“活着是革命的资本”！
如果人类史是钱锺书按照《围城》的手法写成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萝卜和鸡蛋是那些繁多的比喻，咖啡才是构成小说情节的骨架——普遍的观点认为历史是强者谱写而成的，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把前两种人都看做普通人的话，那么也只有咖啡能称得上是强者了，因为只有它对环境产生了大的影响——只有强者才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咖啡不像萝卜的逆来顺受，不像鸡蛋的横冲直撞，他敢于反抗，更善于反抗，正如美国年初常说的“巧实力”；他了解环境，更了解自己，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不喜欢正面的冲突，而是运用头脑，用智慧变换问题的性质，运筹帷幄。如果说人类今天的发展是建立在改变环境、开发自我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人完全顺应了时代的真正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优秀者应当是“外圆内方”的——不管他用多么灵活的方式处理问题，那都应该是基于纯粹的正义和大爱之上的，否则这类人只会成为反角儿。
也许用萝卜、鸡蛋、咖啡远不能概括杯中人的所有类型，正如现在已经不能用男人女人来给人类分类了。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他的人生更大程度上在于于自己，在于自己的态度。
然而，杯中之人无一不会沉入时间的杯底，但不甘做萝卜的，总会给时间留下一些沉淀，即使暂时得被认为是浑浊，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沉淀总会在清澈的水中留存下来，供后人瞻仰，那应当是智慧的沉淀，亘古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