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怯怯的脚步声，惊醒了楼道上的路灯，路灯倏地亮了。
老太太抱一个包裹，额头上浸出了密密的细汗。老太太是来找马老师的，马老师住在五楼。敲开门，老太太自我介绍说，她是土狗他一妈一。中午进城，客车在半道上熄了火，司机修了老半天才修好，就误了时辰。不识路，她见人就问，终于找到地头了。老太太抹了把汗，进屋把包裹搁在茶几上，突然骂起土狗来，骂着骂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马老师一边安慰她，一边叫她别哭慢慢说。老太太点点头，断断续续地说开了。
原来，再过几天老太太就满六十了，土狗要在城里给她办生日酒，狠狠风光一场。这个，马老师知道，土狗在电话里已经请过他了。马老师不知道的是，办生日酒是喜事，老太太却不同意，左劝右劝磨破了嘴破，土狗不听，无奈之下就旁敲侧击问了他住址，求他来了。老太太打开包裹，对马老师说，我们家土狗，打小就听老师的话，他常常念叨你，你的话他一定会听。这儿有件棉袄，我把它交给你，兴许还有用。老太太说完，要往儿子家去，马老师留不住，只得送她下了楼。
回到家，马老师铺开茶几上的棉袄，一下子怔住了。棉袄上，满是补丁，一层又一层。每个补丁上，绣着展翅的蜻蜓，或一只，或两只。马老师一数，不多不少四十只。渐渐地，马老师的心情开始沉重了。
马老师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土狗。那时所有同学都叫他土狗，土狗是他的小名。他的大名叫李军，很平凡的一个名字。当时，马老师还没调进城，在乡下教初中，兼着土狗的班主任。土狗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家穷，一年四季总见他穿着同一件衣服，好像从没换洗过。到了冬天，唯一的变化就是穿厚了些。那种厚度，只到背脊的一半就没了，另一半装着空气，被风一吹，就瘪进去，从后面看，极像一个小驼背，样子显得很是滑稽。有同学趁他不注意，一把撩一起他的外衣，这才发现他穿的是一件小棉袄。从此，一些同学老拿这个取笑他，不久又有同学开始羡慕他了。听说，土狗的棉袄很好看，上面绣着蜻蜓。五只、十只、二十只……棉袄上的蜻蜓一天天增多，最后多达四十只。当然只是听说，马老师没数过。初中毕业，土狗考上了中专，分到县里工作了两年，又去参加成一人高考，脱产读了本科。现在的土狗，已经混得有模有样，不再是当年的土狗了。
土狗一妈一的心思，马老师懂。看来，得提前到他家去了。马老师想。
第二天刚好是个周末，马老师不停地打电话，土狗老不在，直到傍晚，才得到确切消息说土狗九点回家。八点多，马老师带上老太太留下的包裹，朝土狗家去了。土狗家楼下，是一条小街，没有路灯，旁边是一个建筑工地，路面被弄得坑坑洼洼的，马老师探一步，走一步，走得极慢，极小心。突然，后面两根雪亮的光柱射进了小街，马老师回头，刺得睁不开眼。等他睁开的时候，光柱已闪到了面前，马老师慌了，一不留神栽进了身后一条污水沟里。
马老师被工地上巡夜的民工送进了医院。
老太太一连等了三天，不见马老师上门。土狗一回家，不是忙着电话请客，就是忙着写请柬，老太太火烧火燎地急。没办法，她只得又跑了一趟。敲门，没人应。一问邻居，才知道马老师住院了。
老太太领着土狗，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马老师讲了去土狗家的经过，听到一半，土狗就低下头，把脸转向了一边。马老师挣扎着坐起来，颤一抖着从枕头下取出一个包裹，铺开，对土狗说，李局一长，这件棉袄，你还认识吧？土狗细细一看，棉袄上东一块西一块印满了泥痕，斑班血迹清晰可见。还有几只蜻蜓，完全被染成了红一色一。这棉袄，多像自己曾经穿过的棉袄啊。土狗弯下腰，一、二、三……默默地数起来，不多不少，刚好四十只。数完，土狗捧起棉袄，站起身，说不出一句话。
过了许久，土狗抬起头，看一眼他一妈一，再看一眼马老师，说，谢谢你们，你们的苦心，我明白。顿了顿，土狗又说，马老师，你千万别叫我李局一长，还是叫我土狗，土狗这名字虽然贱，但能保人一生平安。那天晚上，是我……
别说了，我知道。马老师摆摆手，打断了土狗的话。
老太太一摸一挲着手指上密密的针眼，眼里的泪花花儿打着转儿。为了儿子，为了缝一件小棉袄，和土狗穿过那件一模一样的小棉袄，老太太整整用了五天五夜。这些，又有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