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其主体思想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明代戏曲的优秀代表。它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这是一曲“情”的颂歌，是以情抗理在戏曲界的胜利。这部作品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之作，历来被许多文学研究家所重视，并有许多文人对这部作品谈出了很多具有独到见解的看法。《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一敢于追求*爱情、指斥封建礼教的具有叛逆与抗争意识的女性形象,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在理想实现的艰辛过程中历经四个阶段的成长,由最初的端妍恭顺的大家闺秀到情感意识的自我觉醒,再到生死相恋的"至情"人,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封建礼教的勇敢斗士。在杜丽娘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至情"思想,体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与抗争,体现了对*爱情的歌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理想人生的向往。
本文将从《牡丹亭》的曲论评价、浪漫色彩、主题来分析。
一、曲论评价
《牡丹亭》是汤显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代表着其创作的最高水准。作品一问世,便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明朝戏曲评论家沈德符称:“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牡丹亭》在明代戏曲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戏曲史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前人对《牡丹亭》的研究由来已久。明代曲论家王冀德在其著作《曲律》中对汤显祖及《牡丹亭》作了极高的评价。清代学者李渔在其著作《闲情偶寄》中批评《牡丹亭》的语言艰深、晦涩。明清时期吕天成等曲论家却高度评价《牡丹亭》的剧情和语言。现代,《牡丹亭》的语言受到研究者们众口一词的称赞。姚莽在《牡丹亭鉴赏》中称,《牡丹亭》的语言“雅者固雅,俗亦甚俗”;叶长海在《〈牡丹亭〉曲词漫议》中指出其曲词有浅有深,都富于“意趣神色”;章诒和认为汤显祖不愧为语言大师,能施展多种修辞技巧,把笔下人物的思想、心理、情绪、神色,都充分展露在观众面前。
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牡丹亭》的艺术特色，主要在于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理想色彩非常浓烈。作者是理想化地描写对象，描写理想化的对象。杜丽娘就是作者理想化的化身。汤显祖通过奇情异彩的艺术境界，揭示了理
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人的“真性情”的发展的憧憬与追求。虽然这种冲击与追求带有受压抑的惆怅的感情色彩，但却表现得非常强烈。汤显祖是饱含着深情来创作此作品的。
《牡丹亭》除了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外，其艺术成就也是非常卓越的。一是把浪漫主义手法引入传奇创作。首先，贯穿整个作品的是杜丽娘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其次，艺术构思具有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使情节离奇，曲折多变。再次，从“情”的理想高度来观察生活和表现人物。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人物内心幽微细密的情感，使之形神毕露，从而赋予人物形象以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三是语言浓丽华艳，意境深远。全剧采用抒情诗的笔法，倾泻人物的情感。另一方面，具有奇巧、尖新、陡峭、纤细的语言风格。这些特点向来深受肯定。一些唱词直至今日，仍然脍炙人口。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牡丹亭》在情节结构上富有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冥判》、《魂游》、《回生》等情节，都是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事情。梦本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杜丽娘梦遇柳梦梅却是幻想的产物。鬼魂、地狱，本是宗教制造的世界，杜丽娘的鬼魂“随风游戏”，追随情人柳梦梅，以及“专掌惜玉怜香”的花神的出现，都代表了一种“美丽民、庄严、优秀的本性”。杜丽娘生前描绘了自己的真容，拾画者恰是生前梦中幽会的情人，而且又由于才子的“痴情”，与杜丽娘灵魂相会，最终使得她从坟墓里走出来，“异香袭人，幽姿如故”。这一切都是作者大胆幻想的结果。这些幻想的艺术构思，正是《牡丹亭》戏剧结构的支柱。吕天成《曲品》说：“杜丽娘事甚奇。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四是在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汤显祖所师事的泰州学派、所服膺的李贽学说乃至达观的救世言行，都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汤显祖没有像李贽、达观那样去硬拼，但他也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
几番爱情的千回百转，几番岁月的跌宕起伏，《牡丹亭》用它的永不凋零的情爱之花像我们证明了，经典之作也如爱情一般令人沉醉，如一坛杏花陈酿散发着岁月的芳香，兜兜转转流传百年。从此也愿这天下有情人从今后把牡丹亭梦影双描画，亏杀你南枝挨暖俺北枝花。
三、微弱而深沉的呼唤(主题)
“天下女子有情宁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注：《牡丹亭题词》)由此可见《牡丹亭》的中心是一个“情”字，或者说是“情”与“理”的斗争。情与理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情是人的欲望，人的追求，人对物的享用、占有，是人的自然需求和情感需求没有压抑的满足，它体现的是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理则是对即成教条的被动接受和扼杀人性的遵守。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感情和理智之间，既有可以调和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可调和和不相一致的一面。情近似而不等于感情，理近似而不等于理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同样《乐记》篇说：“夫物之惑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它第一次提示出人欲和天理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是灭天理穷人欲，就是存天理而专人欲，非彼即此，两者必居其一。人欲就是情，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人的本性。“食、色，性也。”“天理”指的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即礼教。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圣人孔子的言论，它成为封建时代人们必须遵守的信条，异性之间不得往来，*恋爱。当时所谓男女私情，被严厉禁止。只有听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男女之情才合乎于礼法，即合乎天理。
少男少女要追求异性，这是人之常情，礼教却禁止男女之间的任何往来。杜丽娘是官家小姐，她有幸读书识字。《诗经》、乐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她的启蒙，如同苏轼的一首诗所写的那样：识字是人生不幸的起点，她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顺从地活下去了，她的反抗，或者如实地说，那只能是一次小小的不顺从的尝试，开始于她向春香探听花园的所在。父母对杜丽娘的宠爱可谓无微不至，却从不对她提起有这样一所花园，只有在父亲下乡劝农之时，她才得偷偷地游一次花园。闺秀小姐除刺绣、识字之外，她的时代和社会地位命定她无所事事。《惊梦》中的游园和紧接的《寻梦》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实际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险记。《牡丹亭》对它们的描写，它们在《牡丹亭》全剧中的地位也确是如此。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深闺中的人只能在若有若无的游丝国窥见春的消息，同时这也是她春情萌发的象征。一年中最美好的春天，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以及青春的觉醒，二者合一是《惊梦》的妙用。春光、青春、春情三者合一，相互映衬，而以后者为主，在游园中得到含蓄而又酣畅的表现之后，《惊梦》之梦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在追求个人幸福的一切通路都被阻塞之后，梦是惟一的出路。
杜丽娘在梦中实现了她的愿望，得到她的幸福，梦不管怎样美洁，毕竟不是现实，于是《寻梦》成为她在现实社会中少见的行动。她对爱情的渴望，对行将消逝的生命和青春的依恋，在《写真》中得到独特的表现，在爱情和死亡的较量中，她自豪地宣称已经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有了情人。与其说这是她对春香吐露了真情，不如说她是对礼教宗法制，对死亡宣告她的胜利。对爱情的追求，对青春的生命的热爱，终于使她起死回生，这就是作者在《牡丹亭题词》所说：“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地歌颂了女主人公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感人至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作品表面看来，似是一个离奇荒诞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在颂扬痴心妄想的儿女私情。但是，透过梦境幻想，我们领悟到作家汤显祖深邃的哲学思想，汤显祖在这部作品中，在表现追求*爱情的同时寄寓了他所崇尚的“真性情”显露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正统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说明汤显祖正是通过这个“情之所必有”的故事，驳斥理学家以“理之所必无”扼杀人们对生活的正常要求。汤显祖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戏剧的崭新思想是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牡丹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塑造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杜丽娘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执着。她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她的死，既是当时现实社会中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真实结果，同时也是她的一种超越现实束缚的手段。
《牡丹亭》比起同时代的爱情剧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杜丽娘的命运在中国社会最为封闭的角落，即少女少妇的深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流行的评注本出于清初的三名女士之手，称为三妇合评本。冯小青的故事是否出于真人真事，现在无法断定，相传是她写的那首小诗：
冷雨凄风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世人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史震林《西青散记》所记的女读者，则因阅读《牡丹亭》悲伤而死。汤显祖去世前不久，太仓少女俞三酷嗜《牡丹亭》，以蝇头小字作了批注。十七岁时伤感而死。张大复托人将她的批注本带往临川而未成。张氏后来将此事写入他的《梅花草堂集》卷七。汤显祖得知消息后写了《哭娄江女子二首》：
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 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汤显祖本人和张大复的记载足以证实此事。
《牡丹亭》它哀怨欲绝的呼声试图唤醒沉睡的神州大地。作为*主义革命的先行者，鲁迅曾在他的《呐喊》自序中作了反思：*在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从昏睡进入死亡，感觉不到悲哀，如果以呐喊“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是否对得起他们?“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杜丽娘的微弱而深沉的呼唤就是从宗法礼教牢笼中发出的较早声响之一。当中国人民千百年的呻吟和不满终于汇合成伟大的抗争的怒潮时，人们不难分辨追溯出杜丽娘的那声呼唤。这既是杜丽娘艺术典型的不朽的历史功绩，也是《牡丹亭》主题思想深刻性所在。
剧中的关键人物杜丽娘，勇于挣脱社会现实的束缚，追求自己的爱情，这在于当时的封建社会，哪怕是现实社会来说，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话时时听，时时想。它从何而来?又说着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再美丽的女子，也经不住岁月的流失。“如花美眷”话说是女子，又何不指我们心中最真切盼望的理想?“抵不过似水流年”怕是一语道中悲哀，即使你再怎样好好把握，怕心中最真切的理想最后也是蹉跎。我时时在闲想这与学习与生活与现实毫无关联的大话题，心中也升腾出一股矛盾，我到底是想，是不想?我到底是做，是不做?我到底是追求，是不追求?在我，怕是没有答案，且留一份疑问与此问题，且留一份心中的向往与这理想。
这热烈之情从何而来?这理想之境从何而生?这追求之愿以何为源?全自这杜丽娘?一个真情人杜丽娘?她强烈的反叛，她不屈不挠的斗争，全从人性出发，为了爱，为了理想。一切的浪漫与现实，一切的柔情与刚烈，一切的缠绵与执着，这矛盾的因素在她身上激烈碰撞出的火花，人性的光辉于此尽显无遗。
《牡丹亭》反对程朱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以反对封建家长对恋爱*婚姻*为表现，而宣扬了人性的本质，即对*对理想对爱情大胆的追求，以杜丽娘和柳梦梅突破天人阻碍，最终圆满摘得爱情果实为表现。《牡丹亭》是一部爱情喜剧，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戏间波折重重，但最终二人取得圆满结果。不像《梁祝》，以悲为导，二人爱得艰辛，结果却也没成全一个圆满，让人不禁生出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不管经过怎样，不过结果怎样，即使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罢，不管浪漫或是相否，生活的继续是一种必然。
【作者：浅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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