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闻先生：
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其次，是以为我们所认为在崇拜偶像者，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实并不然，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过将这来做傀儡罢了。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但我极愿意将文稿和信刊出，一则，自然是替《山雨》留一个纪念，二则，也给近年的内地的情形留一个纪念，而给人家看看印刷所老板的哲学和那环境，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们这“不革命”的《语丝》〔２〕，在北京是站脚不住了，但在上海，我想，大约总还可以印几本，将来稿登载出来罢。但也得等到印出来了，才可以算数。我们同在中国，这里的印刷所老板也是中国人，先生，你是知道的。
鲁迅。四月十二日。
备考：偶像与奴才（白露之什第六）西屏 七八岁时，那时我的祖母还在世上，我曾经扮了一会犯人，穿红布衣，上了手铐，跟着神像走。神像是抬着走的，我是两脚走的，经过了许多街市，到了一个庙里停止，于是我脱下了那些东西而是一个无罪之人了。据祖母说，这样走了一遍，可以去灾离难；却病延年。可是在后我颇能生病，――但还能活到现在，也许是这扮犯人之功了。那时我听了大人们的妙论，看见了泥菩萨，就有些敬惧，莫名其妙的骇怪的敬惧。后来在学校里听了些“新理”回来，这妙论渐渐站脚不住。十岁时跟了父亲到各“码头”走走，怪论越听越多，于是泥菩萨的尊严，在我脑府里丢了下来。此后看见了红脸黑头的泥像，就不会谨兢的崇奉，而伯母们就叫我是个书呆子。因为听了洋学堂里先生的靠不住说话，实在有些呆气。
这呆气似乎是个妖精，缠上了就摆脱不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泥菩萨，虽然我还记得“灾离难，难离身，一切灾难化灰尘，救苦救难观世音”等的经语。据说，这并不希奇，现在不信神道的人极多。随意说说，大家想无疑义，――但仔细考究起来，觉得不崇奉偶像的人并不多。穿西装染洋气的人，也俨然是“抬头三尺有神明”，虔虔诚诚的相信救主耶稣坐卧静动守着他们，更无论于着马褂长袍先生们之信奉同善社教主了。
达尔文提倡的进化论在中国也一样的通得过去。自从民国以来，“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偶像进化到不必定是泥菩萨了。不仅忧时志士，对此太息；就是在我，也觉得邪说中人之毒，颇有淋漓尽致之叹。我并不是“古道之士”叹惜国粹沦亡，洋教兴旺；我是忧愁偶像太多，崇拜的人随之太多。而清清醒醒的人，愈见其少耳。在这里且先来将偶像分类。
据英国洋鬼子裴根（Ｆ．Ｂａｃｏｎ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说，偶像可分为四类：――
一 种族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二 岩穴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ｖｅ 三 市场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ｃｅ 四 舞台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凡洋鬼子讲的话，大概都有定义和详细的讨论。然而桐城派的文章，主简朴峭劲，所以我只取第三类偶像来谈谈，略去其他三类。所谓“市场之偶像”者，据许多洋书上所说，是这样的：――
逐波随流之盲从者，众咻亦咻，众俞亦俞，凡于事初无辨析，惟道听途说，取为珍宝，奉名人之言以为万世经诰，放诸天下而皆准，不为审择者，皆信奉市场偶像之徒也。
对于空洞的学说信仰，若德谟克拉西，道尔顿制，……等，此等信徒，犹是市场偶像信徒之上上者；其下焉者，则惟崇拜基人，于是泥塑的偶像，一变而为肉装骨撑的俗夫凡胎矣。“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凡是胸中对于某人也者，一有成见，便难清白认识。大概看过《列子》的人，总能记得邻人之子窃斧一段文字，就可想到这一层。内省心理学者作试验心理内省报告的，必须经过好好一番训练，――所以要如此这般者，也无非想免去了内心的偶像，防省察有所失真耳。然而主观成见之能免去，实是极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这是题外文章，且按下不讲；我所奇怪而禁不住要说说者，是自己自谓是“新”人，教人家莫有偶像观念，而自己却偏偏做了市场偶像之下等信徒也。
崇拜泥菩萨的被别人讥嗤为愚氓者，这自然不是希罕的事，因为泥菩萨并不高明，为什么要低首下心的去做这东西的信徒呢？然而，我想起心理分析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的求足（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说，愚夫愚妇之不得于现实世界上，能像聪明人们的攫得地位金钱，而仅能作白日梦（ｄａｙ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一般，于痴望中求神灵庇佑，自满幻愿也是很可哀怜，很可顾念的了。对于这班无知识的弱者，我们应该深与同情；而且，你如果是从事于社会光明运动者，便有“先觉常后觉”觉醒他们的必要。――但是知识阶级，有的而且是从事社会光明运动者，假使也自己做起白日梦来，昏昏沉沉的卷着一个偶像，虔心膜拜顶礼，则岂不可叹，岂不可哀呢！
近来颇有人谈谈国民性，于是我就疑心，以为既然彼此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所具之国民性当是相同，那末此等偶像崇拜也许是根据于某一种特性罢，虽然此间的对象（偶像）并不相同。这疑心一来就蹊跷，――因为对象之不同，仅是程度高下的分别，不是性质的殊异。倘使弗罗伊特性欲说（Ｆｒｅｕ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ｉｂｉｄｏ）是真实的说话，化装游戏（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这个道理，在此间何尝不可应用？做一会呆子罢，去找寻找寻这特性出来。
我当然不敢说我这个研究的结果十分真确，但只要近乎真的，也就不妨供献出来讨论讨论。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３〕的《社会心理学》第五章《人格论》，“自己表现”（Ｓｅｌ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这一段里，将“人”分作两类，自尊与自卑（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ｂ_ｍｉｓｓｉｏｎ）又外展与内讼（Ｅｘ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他说：
最内讼的人，是在幻想中求满足。……隐蔽之欲望，乃于白日梦或夜梦中得偿补之。其结果遂将此伪象与真实生活相混杂连结。真实的现象，都用幻想来曲解，务期与其一己所望吻合，于是事物之真价，都建设在一个奇怪的标准上了。……白痴或癫狂的人，对于细事过分的张扬，即是此例。懦弱，残废，或幼年时与长大之儿童作伴。倘使不幻想满足的事情，就常常保留住自卑的习气。慑服，曲媚于其苛虐之父执，师长或长兄，而成为一卑以自牧之奴儿。不敢对别人表白自己的意见，……逢到别人，往往看得别人非凡伟大，崇高，而自己柔驯屈伏于下。
节译到这里，我想起我国列圣列贤的训诲，都是教人“卑以自牧”的道德话来。向来以谦恭为美德的中国人，连乡下“看牛郎”也知道“吃亏就是便宜”的格言，做做奴才也是正理！――倘使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施公案》《彭公案》“之类之类”的民间通行故事，官员对着皇上也者，不是自称“奴才”吗？这真是国民性自己表现得最透彻的地方。那末于现在偶像崇拜之信徒，也自然不必苛求了，因为国民性生来是如此地奴气十足的。
这样说来，中国国民就可怜得很，差不多是生成的奴才了。新人们之偶像崇拜，固然是个很好的事证，而五卅*之非国耻，宁波学生为五卅案罢课是经子渊氏的罪案，以及那些不敢讲几句挺立的话，惧恐得罪于诸帝国主义之英日法美等国家之国家主义者，……诸此议论与事实，何尝不是奴才国民性之表现呢？
如其你是灼见这些的，你能不哀叹吗？但是现在国内连哀叹呻吟都遭禁止的呢！有声望的人来说正义话，就有“流言”；年青一些的说正义话，那更是灭绝人伦，背圣弃道，是非孝公妻赤化的人物了。对于这些自甘于做奴才的人们，你可有办法吗？倘使《聊斋》故事真实，我真想将那些奴才们的脑子来掉换一下呢。此外又有许多想借用别国社会党人的*来帮助中国脱离奴才地位的，何尝不是看人高大，自视卑下白日梦中求满足的奴才思想呢？自己不想起来，只求别人援手，这就是奴才的本质，而不幸这正是国内知识阶级流行的事实。
要之，自卑和内讼，是我国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脱离于奴才。
脱离奴才的最好榜样，是德国。在这里请引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话来作结束。他说：――
“恢复德意志从来之地位，切不可求外界之援 助，盖求之未必即行，行矣亦必自隐于奴隶地位。
……
自立不倚赖人，此为国民所必具之意识。如国民全阶级中觉悟时，则向上之心，油然而发。……
若德国人有全体国民意识时，则同胞互助之精神，祖国尊严之自觉……罔不同来，……自不难再发挥如战前（按此指欧洲大战）之国民气概。……”
来 信 鲁迅先生：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革掉了，然而却有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重行发刊《大风》。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两个字就吓慌了。于是再商量过，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我们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的。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惧，惟恐请到*里去。――实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们不愿意冤枉尝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人的自己“戒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个书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这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而《山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年头儿大有关系。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明，他说：“先生，我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这刊物，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晓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天担心着绑去斫头。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乡下住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在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先生，我也吓得够了，我不要再惊动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排字工钱了。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们就做了无声而待毙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
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雨》的终。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教我们省一事也好。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学做校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三月二十八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
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２〕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３〕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 奥耳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