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冤案
第一案，“无兵*”案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 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猜忌—削权—杀头，往往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十二月下狱，次年八月杀袁崇焕。籍其家，无余资，是一个清官。袁崇焕不死，清兵很难入关。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这根柱子一倒，再无人可以替代。读中国历史，越读越糊涂。万历六年，明朝人口已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满清人口男女老幼统共不过百万人。一个六千万人的大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被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是因为有一大批汉奸，诸如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之流，为其出谋划策，统兵作战。
灭亡明朝的主力其实是汉人。他们后来虽然都升官发财，但始终是奴才，不是主子。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一批可耻的败类，应当把范文程之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为其大唱颂歌，将其与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并列为杰出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