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
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象被斩伐的大树，春来便又枝条怒发了。复活的喜悦一定大于死的悲哀，设若我们以本刊的复活作为全面抗战的象征，我们便当严肃而快活的再接再厉，死里求生，直到打败暴日的时候，我们痛定思痛的落泪；现在，我们应当活泼泼的去拚命。
在这小刊物降生的那一天，我们就没敢放心的欢舞庆祝，准知道它生在荆棘中，必须以血汗创出它的路径来。那时候，它是在武昌的一家小印刷所里，以七拼八凑的字体，以性质不同的文章，慢慢的拼成，慢慢的由一架手摇机降落下来。我们焦急，颤抖，十几昼夜，才看到它成为薄薄的一小本。我们象母亲看见自己瘦弱病丑的小儿似的看着它，明知它有许多缺陷，明知它将遇到更多的灾患，可是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无论怎说，“抗到底”这个名字是可宝贵的，只有它可表现出抗战的决心，我们也就必须百折不挠的使它活下去。
由武昌到汉口，无论在印刷上与编辑上，都有了一些进步，销路也渐次增加。可是我们知道象这样的小刊物也逃不出暴敌的威胁。暴敌的毒计深谋，便是灭绝了大中华的一切，他想毁灭了我们的城市，炸碎了我们的一切器物，破坏了我们的交通的工具。即专就一个小刊物而言，也会找不到印机，找不到发行的便利，而与城市人物同归于尽。
果然，武汉遭受了大轰炸。印刷机器必须挪开，书局必须迁避，人口必须疏散。《抗到底》呢，便也由脱期而停顿了。就这么完了吗？哪能！我们若被炸弹吓昏便是暴日的成功。对于没有炸死的，暴日是切盼着吓个半死，颤抖着跪下求饶。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神圣的抗战而言，是根本没有屈膝这一说的。被打倒了不算失败，起来再干正是英雄。长期抗战就是不怕跌倒，而是要跌下去，马上立起来，又扑过敌人去。就是这小小的刊物，既然称为“抗到底”，也须抱定这不怕跌仆的精神。所以我们到重庆来复刊。
我们不敢说在武汉这几个月，有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立场是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抗战到底。明乎此，再看我们已刊行的十四期，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这小刊物里既有政论，又有文艺，既有新小说，又有大鼓词。是的，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以前的十四期是这样，以后的还是这样。谁给我们写，写的是什么，全都决定于写者与文章是否在爱国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为团结而呼吁，为加强抗战能力而发言。
我们认票不认人，而我们的票更是精诚团结，抗战建国。
因为上述的理由，所以我们自第四、五期以后，略为偏重通俗文艺。不，偏重还有语病。应当说由事实的演变，自然而然的走向此路来。我们的立场既是协力同心打日本鬼子，我们当然便顾及宣传的普遍性。政论及其理论是我们欢迎的，可是我们万不能因维持文章的水准，而忽略了士兵与老百姓。我们不但为他们写，还去找他们写稿子。我们不但要向他们宣传，也愿他们有机会说话。于是，一方面我们给他们写通俗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到难民区及伤兵医院等处去拉稿子。这样，我们交了许多军队中与难民收容所中的朋友；他们既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撰稿员。我们与他们交换了意见与文字，自然我们不再舍弃他们，而且渐渐的感到，即使这小刊物完全刊载通俗文字也未为过分，虽然我们实际上并未这么办。不论如何吧，我们带出了偏重通俗文艺的趋向来。我们决不后悔这个演变，因为我们晓得别种刊物既能充分的供给高深的文字，我们就不妨多发表一些通俗的。军与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大概没人反对，那么我们以俗易雅，或者也不能算走错了方向。
方向既定，我们开始设法向军队与乡间推销。对军队，还有些办法，因为军队既有组织，找到军部成长官便可以交涉。乡间可困难多了，书局不代往乡间发行，我们又无从亲自去赠送或推销，简直想不出主意。我们希望能将刊过的通俗文字汇编起来，另印小册，送到军队与民间去。自然我们没有够用的金钱去实现这理想，我们只希望有钱的人能帮忙，使我们如愿以偿。一首歌能使战士忘了疲劳，一出戏能使受伤的将士再赴前线。我们深信文艺的力量并不小于枪炮，因为我们曾亲自试验过，曾与军士和老百姓有过文字之缘的。
在复刊后，用不着说，我们的立场还是照旧，我们收稿的态度还是严肃而公开，我们最大的努力处还是在通俗文艺上！并且愿得到帮助，把这种文字送到军民与百姓的眼前。最后，我们希望在复刊后，能得到各界的批评与指导，使《抗到底》的文字真能作抗战到底的精神与力量的发动与发挥者。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抗到底》第十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