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槍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槍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騷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槍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
他的*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槍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原载1996年10月8日《文汇报·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