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岳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我又见了他一次——是苟且活着的时候。
在大马路边，人行道上，郭岳摆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管笔，墨水瓶底下摞着几张纸条，是从报纸的白边上裁下来的。他留着《五月槐花香》里张铁林的头型，油光水滑，模模糊糊能照见人影。戴着一副墨镜，镜片是自己用啤酒瓶子底儿磨的，塞到不知道哪儿赅搂的一个镜框里他坐在一个马扎上，时不时左顾右盼，在人群里找“印堂发黑”的。正是大夏天，他却弄了件大褂穿在身上，离老远就能闻见一股葱花味儿。
我没敢过去，我怕他见我难堪于是我买了份儿报纸，偷眼寻摸着他。
郭岳跟我从小长起来的，一个院里隔堵墙的邻居。小时候郭岳学习没的说，门门灵，院里对门老太太说这小子“不善”，“不善”就是厉害。他也玩，也淘，是院里一帮孩子的头，带着我们上天坛城墙根底下偷菜去，指挥我们偷，看见人来了“滋溜”就跑。种菜的人找他他不认账。放了寒假暑假，早早就把作业写完了，拿给同学抄去，要点好处……他的小学和初中生活中充满了这些看似平常的事。但我想正是他常年的领导地位导致了他以后的不伦不类。
高中我就不和他在一学校了，可他的事迹在我们院里无人不知。那时还未出现“逆反”的说法，郭岳的逆反在当时就被当做不正常的表现。他当时浑身散发着说不出是什么气息，很有感染力。他不像我们一样墨守成规，他会对老师发问，对规章制度提出质疑，对鲁迅等人的文章大肆批评；他去各处探险、游玩，走过的路他走，没走过的路他也敢走；他开始留长发，在学校里大声地唱情歌……这种事数不胜数。
终于学校把他开除了。对门老太太很是惋惜：“本来能上大学的好苗子，愣让自个儿给嘬死了。”他却好像没有什么考大学的打算，背着没了型的书包回来，对我——却又不想对我——说：“他们一个个拿我当疯子看，一个个目光短浅，没点儿眼力。”他露出鄙夷的神色，“我是要成大事的人，你、他们，都做不成我要做的大事。你我是两条路，我这条则是成功之路。”他停下来，眼睛向斜上方的虚无望去，似乎在憧憬美好的未来。
我不知他这雄心当天受没受挫，反正第二天他爸去杂货铺买了根新鸡毛掸子。
后来他就走了，独自一人去闯天下，向南向北向西，能走的路——据他说——都走了。尝遍了酸甜苦辣，看遍了人情世故。偶尔他回来一两次——那时的头发还没有这么油光水滑——带着踌躇满志的微笑，看我们仿佛皇帝看拜服在他脚下的臣民一样。
他自信地对老太太说：“您请好吧，咱选的这条路走对了。”
其时我没考上大学，这在当时无疑相当于把通往小康的道路给堵死。但我考上了中专，去橡胶厂给人做工。在我父亲眼里，我远没有郭岳那么风光；但在他父亲眼里，他远没有我这么安分。
后来我父亲终于觉得我比郭岳强，还强了不止一点儿。那是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爸已经让他气死了。我也从小催巴混到了不知名正不正的所谓“技师”。我看他时，发现他脸上刻满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他说他跋山涉水去了*，绕着冈仁波齐转了一圈，还入了什么教。他显得很疲惫，但仍有挣扎的“远大抱负”在他那与众不同的心中蠢蠢欲动。
后来就再也没看到过他。我以为他死了，或是实现了某个我们不知的“远大抱负”远走高飞了。但今天我却看到了一个与往日不同的神棍的形象只见他呆木头似的坐着，冷不丁抬起头揪住一位：“先生，您最近不顺，气色不太好……”“先生留步，我给您指条明路。”那位回他一句：“你给我指啊，你先给你指条明路好不好？”他被噎了回去，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仍像一段呆木头。
报纸快看完了。他好不容易揪住一个，拎出另一个马扎递给对方，把墨镜摘下来，俩眼睛跟熏鸡一样，瞅谁都像烙饼。他大马金刀地在桌子后面坐着，扇乎扇乎褂领，开始忽悠眼前这位：
“别老生气啊，伤肝。肝主目，这就是为什么你眼神儿不好……”
他满脸严肃的褶子缝里夹着数不尽的冷漠，透过瓶子底射出尖锐的眼光，汗湿的大褂掩盖着一颗费力跳动着的心脏。他的两片嘴以极快的速度上下开合着，唾沫星子时不时溅到那人的脸上。
报纸看完了，看了什么内容我却不清楚。我比清楚的还有他的“大事”。我希望他现在是已看尽人间百态的穷途末路，而不是不知何时练就的已滚瓜烂熟的欺骗。
他嘚啵了半天，那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起身刚要掏钱，他突然向我这边看来。我吓得一激灵。他却显出慌张的神情，一把抢过马扎，胡乱收拾了东西，抄起马扎迅速地跑了，姿态怪异又可笑。我回头一看，城管的车已停在远处马路边。
我放下报纸，看着他窜儿了的那条路，那是他选的路，但他走得并不好。我选的路还是好一些；或说我至少还有路可走，他已慌不择路了。我忽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来，那么，我今窃之结尾于我这文吧：我想对于郭岳而言，世上本是有路的，可草长得多了，也便没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