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但李可染也说过：“踩着前人的脚印前进，最佳结果也只能是‘亚军’。”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正是这样，互为矛盾，又密不可分。没有继承，脱离本基的新事物也只是外强中干的空中楼阁；没有创新，因循守旧的老套路也终将在时代的浪潮中被淹没。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诗歌三千年来的延续与推陈出新。从渭水之畔的乡野之间传来了《诗经》四言韵律的循环往复、重章叠句，传到了楚国的大泽之畔，在屈原的浪漫想象中又披上了香草美人、瑰丽迷幻的浓重色彩。于是有了楚辞的滥觞，汉赋的华美。但来自底层文人的疾苦，又将汉赋的空洞一洗而空，有了《古诗十九首》的苦短凄恻。接着乱世之中英雄的悲歌，又给这条诗歌的文脉增添了一笔壮阔的风骨。然后陶渊明的冲淡散缓也加入了这条文脉，谢灵运、鲍照的清新俊逸也加入了，加入的还有宋之问、杜审言在近体诗格律的创新，王杨卢骆、陈子昂在内容和风格上的拓展。
文脉如江水般缓缓向前流淌，裹挟着渊源的深远，等待着活水的注入…………
于是李白来了，他沿着陈子昂开创的冲击波，走向了盛唐诗坛的巅峰。他的诗以《庄子》，《楚辞》为源，广泛吸收阮籍的渊放，郭璞的超拔，谢眺的清秀，再以揉合盛唐诗坛清新豪放的时代风气，形成了如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的壮浪纵姿和高远宏阔，把个人理想与不平之气夸大到极点，把自我艺术放大到极致，于是书写了天真而狂放的新诗篇。
终于，杜甫来了，这位可真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歌集大成者。他从青青河畔，零露瀼瀼中来，一掘诗歌“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固化意象，一举开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叙事新风。正如《诗三百》里诗歌的吟诵者一样，他的目光望向芸芸众生，不再是浮文巧句的忧鸟愁花。于是他看到了“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吊钩”的平淡温馨。于是他感到了“衔泥点污琴书中，更接飞虫打着人”别样快乐。于是他明白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残酷真相。于是杜甫成为了杜甫，文学也不再只是历史的书记官，而是成为了历史的审判者。
与此同时，中国诗歌也登上了顶峰。
但，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说的那样：早熟的代价就是早衰。纵观近现代，在经历了徐志摩，顾城，戴望舒，闻一多等人的短暂复兴，诗歌似乎正在走向衰落，甚至有了“诗歌已死”的观点。
那么，我们该怎么拯救这早早的衰落，拯救这已死的诗意？
王国维先生曾言:“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盖文体同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纵观历史，有那么多的文学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打破旧的意识形态，因为写作在不断的重复中变得僵化，语言的能动性渐渐被所指所限制，这便成就了文学变革，成就了一场创新。
轰然袭来的近代化洪流让沉睡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帝王将相千秋万代的中国人措手不及。于是，1915年在这片古老的诗歌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激流勇进的新文化运动，脑袋装满西方*科学的热血文人青年们，高举起鞭子无情地打向五千年悠悠的传统文化，打向孔子，也打向李白和杜甫。诚然，新文化运动是当时急需扫除封建思想所产生的必然。但我认为，这种变革，这样的创新，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步，倘若中华文脉完全朝着激进者们所设想的那样走下去，那我们的文化也是没有民族味，没有意义的。
鲁迅先生曾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观之现代，我也想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国文化失掉自信力了吗？对此，*总书记在大会上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这正是在呼吁中国人，要对绵延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拥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也体现在诗歌上。正如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也再次确认，倘若没有《论语》的诵唱和《春秋花月夜》，我们不可能如此亲密地和中国文化中国诗歌相汇聚，说穿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来自历史深处。
所以，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古典诗歌是再也达不到古代那样的文人皆吟诗作对的盛况了。我们要看到即使是传统的文脉，也是从继承和创新中来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去复古，做一些自娱自乐的意象僵化重复的“老干体”古体诗。而是应该沿着白话文这条新的道路，去广泛吸收古典诗词的优良表达，去汲取古典诗词内在的意蕴，然后用它来书写我们时代的喜怒哀乐，歌唱我们时代的盛世华章。
我相信终有一天，在《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定然会接续上“白话新诗”的名字。
路是在脚下，我们不忘历史的同时，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