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看。一张张怆惶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刚分到国家计生委的研究生小Ｍ对几位作家这样描述。他工作的国家计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国少生了５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中国大陆。但他们要忍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谴责以及国内的不理解、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被暴力侵害。而且这个单位一直被忽视……
人口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未来一个世纪*最大的问题（比环境、腐败、经济、教育更严峻）是人口问题。
大陆老农穷贫到极点却不忘生孩子。“你猜我们家的保姆家里有几个小孩，你保准猜不着，她兄弟姐妹９个。”女作家项小米对我叹道：“太可怕了！他们陕西那什么县，普遍如此，都是七八个孩子。没活干，没田种，树全砍秃了，地慢慢变成沙漠，这些人要吃饭，就都跑到城里。把城里弄的脏乱差，犯罪率激升。就冲这我也要把我女儿送到美国……”
记者在近一两年中发现，这种一家生五六个、七八个的现象在大陆许多地方相当普遍。计划生育的国策，各地执行是很弹性的，有的地方甚至变成*敛钱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吗？拿钱来。
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岛的一块招牌。
记者几年前到国家贫困县山西大宁采访扶贫款被贪污案时，曾到一个家徒四壁的山民家里走访，这家主人，一个四五十岁的低矮老农，连遭不幸，不仅被*用他的名字领扶贫款，却分文没给他，最小的男孩子还被山草中的蛇咬伤，性命垂危。当我们走进他山坳中的窑洞时，他哭了起来，我们力所能及地给了他一点资助，他扑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当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时，我们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八个。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多年来计划生育大好形势的宣传，使我们觉得农村最多能生两个，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毁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个孩子。
而八个是什么数字？那是比1949年前还多的一个数字。也可能这些家庭比起１９４９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够吃了但质量没好多少，但抗生素等类药品的普及确实使死婴现象少多了。1949年以前，一个农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终成活的只有一半强。所以虽然现在有计划生育的约束，农村人口还是猛增。
记者到陕西靖边采访时，发现那里的农民虽然被各种杂税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益干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艰难，同样也生很多孩子。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数量最少的。
一位女记者在山西大宁县一个很穷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访时，发现那里农民平均六个孩子。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她，她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人指着另一个红衣女孩说：“这孩子的父亲弟兄三个，每个都有六个孩子。”女记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几乎没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个男孩。
在连吃水都困难的地方，却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一起向大地索要，于是，大地更加贫困和病态。
贫穷、愚昧、受欺压，生孩子，这四者是紧密相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