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很有个一性一*的人物，他在动荡的历史年代走着一条独特、坎坷的人生道路。 葛利高里原是个热情、英俊、勇敢、勤劳的哥萨克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里，他看不惯军官的飞扬跋扈，看不惯兵痞的一奸一|一婬一*掳掠。他在作战中第一次砍死奥地利士兵的时候，内心十分痛苦，他对人们在战争中互相残杀，感到愤恨。革命士兵贾兰沙向他尖锐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和专制政体的fu败，更使他 “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一下子“化为飞灰”。然而，从前线回到家乡养伤以后，葛利高里作为鞑靼村“第一个得到十字勋章的人”，处处受到人们的谄媚和尊敬，这些落后的哥萨克意识“渐渐地把贾兰沙在他心里种下的真理的种子给毁灭掉了”。于是，他又以“一个出色*的哥萨克的身分重新回到前线”。这以后，“葛利高里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一得到机会就表现出忘我的一精一神，疯狂的冒险”。他连连立功受奖，由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少尉排长。
十月革命的时候，政治上幼稚的葛利高里没有积极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而是接受资产阶级自治派的影响，拥护哥萨克脱离俄国而独立，成了一个“在草原上的大风雪里迷了路”的人。不久，葛利高里结识了顿河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得捷尔珂夫，经过短短的动摇之后，从前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葛利高里参加红军，担任连长，英勇地同白匪作战。不过，葛利高里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只是苏维埃政权短暂的同路人，他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缺乏正确认识，在看到波得捷尔珂夫槍杀白军俘虏之后，他那曾经向往过布尔什维克的心冷掉了，“在顿河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最高|潮里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幻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
1918年春天，反革命*席卷顿河流域，葛利高里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加入叛军队伍，从此踏上反革命犯罪道路。在同红军作战过程中，葛利高里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他“渐渐地也憎恨起布尔什维克来了”，他把布尔什维克看成“他的生活上的敌人”。但葛利高里在感情上仍然和白匪军格格不入，在察里津战役失败以后，他又“自动地离开了一团一队”，回到家乡。
红军占领鞑靼村的时候，葛利高里公开咒骂苏维埃政权“除了使哥萨克破产以外，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庄稼佬的政权，庄稼佬才需要它”。苏维埃政权要把他当作“危险的敌人”逮捕法办，葛利高里不得不仓惶潜逃。这时顿河流域又爆发第二次*，葛利高里“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愉快，感觉到无比强大的力量和决心……从现在起，他的道路很清楚了，就象月亮照耀着的一条大道”。他克服以往的徘徊动摇，自觉投身到反革命狂潮中去。特别是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杀死以后，葛利高里怀着疯狂仇恨和野蛮报复心理，残酷杀害大批红军战士。他由一个叛军连长逐步晋升为师长，在反革命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无力自拔。他酗酒、放一荡，内心极端苦闷，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他的整个一精一神状态面临着崩溃。
葛利高里虽然是反革命的重要骨干，但在白军军官眼里，他不过是“一只白老鸹”，“一个粗野的哥萨克”，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这使他心里很委屈。当白军乘船向克里米亚溃逃的时候，葛利高里象丧家犬一样被抛弃。于是他怀着“把过去的罪过都赎过来”的心情，参加红军骑兵队。他在同白军作战中同样表现得很英勇，因而立功受奖，晋升为副一团一长。由于严重的“历史问题”，葛利高里在红军队伍中也得不到信任，到了国内战争后期就被“彻底复员”了。 葛利高里回到家乡，他的妹夫、鞑靼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珂晒沃依明确宣布要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强令他到革命法庭和肃反委员会登记自首。为了逃避革命政权的惩罚，葛利高里加入了佛明匪帮。然而，国内战争已接近尾声，佛明匪帮的覆灭已为时不远，葛利高里看清形势，和佛明匪帮不辞而别，带着情一人阿克西妮亚远走他乡。半路上遇到苏维埃征粮队的袭击，阿克西妮亚被打死，葛利高里象幽灵一样在森林村野游荡，最后，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回到家乡。
葛利高里既不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复杂人物。他在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从1917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从白军里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我就象冰窟里的粪球一样漂来漂去……我怀着很大的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可是后来这一切都变了样子……在白军的司令部里，我是一个陌生的人，他们始终对我怀疑……可是后来在红军里也是这种样子。”在短短四五年间，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身反革命*，其徘徊动摇是非常明显的。然而，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泾渭分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葛利高里徘徊动摇的结果，最后还是陷入反革命深渊而毁灭。小说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从反面指出了哥萨克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不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无疑是有积极教育意义的。
葛利高里的徘徊动摇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葛利高里出身于中农家庭，就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说，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其政治特点是左右摇摆。葛利高里作为一个哥萨克军官，他的左右摇摆则以更加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农的私有观念和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在他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横着一条深沟，使他把苏维埃政权看成异己的政权；而劳动者的朴素感情和平等意识又使他同白匪军格格不入。他本能地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企图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道路；落后愚昧的哥萨克传统生活一习一惯和中农的小生产方式造成他目光短浅，政治幼稚，使他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分不清是非善恶，他怀着哥萨克军人的雇佣思想时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时而为反动*效劳。他以资产阶级庸人观点看待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看成毫无意义的仇杀，既无法理解革命政权对反动*的无情镇压，也厌恶反动*对革命战士的野蛮摧一残，他天真地认为革命和反革命可以“和平共处”；哥萨克军官的狂妄自信、粗野任一性一*和冒险一精一神使他在动荡的年代不甘寂寞，顽固拒绝接受生活的真理，直到碰得头破血流才肯罢休。葛利高里的艺术形象真实地概括了哥萨克中农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个一性一*，它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和社会环境中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作家对他的主人公的偏一爱一也是明显的。在小说中，作家虽然否定葛利高里的道路，却赞赏他英勇豪放的一性一*格、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正直善良的人一性一*，对他坎坷一生的悲剧结局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家甚至把葛利高里参加反革命*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对他的不公正态度，从而为葛利高里的反动立场开脱。对比之下，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些偏激*情绪和过火行为多加指责，这就暴露了作家本人的哥萨克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