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２〕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３〕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３〕李焰生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