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的人又说：“君主不明智，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在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除命令以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处理政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为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如果他没有法令作依据却可以对付诈骗、应付事变、谋取利益、推断事理，君主必须采纳他的言论而责求其效果。言论与实效相一致，就给予大的赏赐；言论与实效不一致，就重重地处罚。如果这样，那么愚笨的人害怕获罪就不敢讲话，聪明的人也不敢争辩。这就是所以不产生辩说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君主下达了命令，而民众就用文化学术反对它；官府公布了法规，而民众就用个人行为违反它。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重学者的聪明行为，这就是世上有这样多的人从事文学的原因。言行是要以功用为它的目标的。如果磨利了箭瞎射一气，箭头也未尝不可以射中微小的东西，然而这不能叫善射，因为它没有设定具体目标。如果设定五寸大小的箭靶，在十步之远拉弓射箭，不是善射的羿和逄蒙就不能肯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目标。因此，有固定目标，那么羿和逄蒙因为可以射中五寸大小的箭靶被称为巧射；没有固定目标，那么瞎射一气射中了微小的东西也是拙射。现在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作为目的，言论虽然分析入微，行为虽然非常坚定，也就像胡乱放箭一样。所以乱世听取言论，以不知所云为明察，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观察行为，以远离社会为贤能，以违抗君主为刚直。君主喜欢“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立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来加以肯定。因此，儒生、侠客多了，耕田打仗的人少了；“坚白”、“无厚”的辩说之词彰显了，国家的制度、法令就消亡了。所以说：“君主不明智，辩说也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