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一操一杀生之一柄一，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一奸一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一奸一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一奸一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一奸一，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一奸一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翻译】
有人问：“申不害、商鞅，这两家的言论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最为急需？”
回答说：“这是不好比较评价的。如果一个人不吃东西，十天就会饿死；如果天气寒冷到了极点，不穿衣服就会冻死。如果问衣服与食物哪一样是人的急需，应该说这两样都是不能缺少的，它们都是维持生命必须具备的东西。现在申不害主张的是术而商鞅主张的是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去责求实绩，一操一控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所要掌握的。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明确制定，刑罚在民众心中扎根，奖赏那些严格守法的人，惩罚那些触犯禁令的人。这是臣下所要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子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闯乱子。术和法是一样也不能少的，都是帝王治理国家必须具备的东西。”
有人问：“只有术而没有法，或者只有法而没有术，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相。韩国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晋国以前的旧法还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产生了；晋国君主的命令还没有收回，而韩国君主的命令又颁布了。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一奸一邪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所以一奸一人看到旧法前令对自己有利就照旧法前令办事，看到新法后令对自己有利就照新法后令办事，他们利用了新法、旧法和前令、后令的矛盾从中渔利，那么申不害即使多次让韩昭侯用术，一奸一臣仍然有办法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虽然依托军力强大的韩国，经过十七年的努力仍然没有成就霸王之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却没有免除由于在官吏中不用法进行整顿所带来的祸患。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一奸一和连坐的制度来落实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互相监视、同受责罚，该厚赏的一定厚赏，该重罚的一定重罚。因此秦国的民众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战时追赶敌人，冒着危险也不退却，所以国富兵强；但是，君主没有术了解一奸一邪，只不过是用国家的富强帮助一奸一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即位，秦国的法治还未败坏，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韩国和魏国来谋取他的私利。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甘茂出兵打到周而消耗了秦国的实力。秦武王死后，秦昭襄王即位，魏冉越过韩国、魏国而攻打东边的齐国，打了五年秦国没有增加尺寸土地，他却在定陶的封地上筑起了城墙。范雎攻打韩国八年，成就了他在汝南的封地。从此以后，所有在秦国受到重用的，都是魏冉、范雎一类人物。所以战争胜利了，大臣得到尊宠；扩大的版图，则成了他们私人的封地：君主没有术来知道大臣的一奸一情。商鞅虽然多次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努力了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的事业，是因为法令虽然不断地在下面整顿，却仍然消弭不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所带来的祸患。
有人问：“君主采用申不害的术，百官执行商鞅的法，可以吗？”
回答说：“申不害的术还不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完善。申不害说：‘官吏处理政务不能超越职权，职权外的事虽然知道也不要插嘴。’如果说官吏处理政务不超越职权，说它是恪尽职守还说得通；而职权外的事知道了也不说，就是要大家不告发别人的罪过了。君主用一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更明察的；用一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更聪明的。假如臣下知道别人有过错而不向君主告发，那么君主还凭借谁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规定：‘斩获一个甲首的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职；斩获两个甲首的升爵二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职。’官爵的升迁与斩获甲首的军功是相称的。如果有法令规定：‘斩获甲首的让他做医生或工匠。’那就会建不成房子看不好病。工匠是会做手艺的，医生是会调配药物的，如果用斩首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他们的能力是不适合的。担任官职，是要有智慧和才能的；而斩获甲首靠的是勇敢加力气。依靠勇敢和力气得功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去胜任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斩首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所以说：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都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