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 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一由 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人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一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一浪一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 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陽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一浪一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
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一杀 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 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
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 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一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一爱一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
“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
“给我一交一 涉去。”
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我的头脑还 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
“你是不是一交一 涉过？”
“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
“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
“臣再去跟板垣说说。”
郑孝胥走后，一胡一 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一胡一 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一胡一 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然后，回来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了“登极”典礼。这时执政一府改称为“宫内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称为“帝宫”。其中的房屋后来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余的只是修缮了一下，楼名依旧未变。登极典礼是在勤民楼举行的。
那天勤民楼的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在北墙跟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像神龛似的地方，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为徽号的兰花，所谓“御纹章”。我立在椅前，两旁站列着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卫处长工藤忠、侍卫官熙仑免（熙洽之子）和润良（婉容之兄）等人，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我以半躬答之。接着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递国书和祝贺。这些仪式完了，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当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礼的。
关内各地遗老，如陈夔龙、叶尔恺、刘承干、朱汝珍、萧丙炎、章囗、黎湛枝、一温一 肃、汪兆镛等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上海的大流一氓 头子常玉清，也寄来奏折向我称臣。
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前来祝贺，赠我一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缓章，赠婉容宝冠章。
一胡一 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权利一样也未到手，而我已经昏昏然了。七月间，我父亲带着弟、妹们来长春看我。我对他的接待，足可以说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
他到达长春的时候，我派出了宫内府以宝熙为首的官员和由佟济煦率领的一队护军，到长春车站列队迎接。我和婉容则在“帝宫”中和门外立候。婉容是宫装打扮，我是身穿戎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的勋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赠的；一套是“满洲帝国”的；另一套则是我偷着派人到关内定制的“大清帝国”的。后一套当然不能当着关东军的面使用，只能利用这个机会佩戴。
我父亲的汽车来了，我立正等着他下了车，向他行了军礼，婉客行了跪安。然后我陪他进了客厅，此时屋内没有外人，我戎装未脱，给他补请了跪安。
这天晚上，大摆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规矩，由我与婉容分坐在男一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布置，从我进入宴会厅时起，乐队即开始奏乐。这是宫内府的乐队，奏的什么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没有做出什么规定，他们一爱一妻什么就奏什么，反正喇叭一吹起来，我就觉得够味。
在宴会进行到喝香摈的时候，溥杰按我的布置，起立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的家族一起随声附和，连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听了这个呼声，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
第二天，宫内府大臣宝熙告诉我，关东军司令部派了人来，以大使馆名义向我提出*，说昨天武装的护军去车站，是违反“满洲帝国”已承担义务的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议的，这个协议规定，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关东军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证今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这件事本来是足以令我清醒过来的，可是日本人这时还 很会给我面子，首先是没有公开*，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证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但更主要的是它给我规定的许多排场，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最使我陶醉的是“御临幸”和“巡狩”。
按照关东军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两次，谓之“巡狩”。在“新京”（长春），我每年要去参加四次例行仪式，一次是去“忠灵塔”祭祀死于侵略战争的日军亡魂，一次是到“建国忠灵庙”祭祀伪满军亡魂，一次是到关东军司令部祝日皇寿辰“天长节”，一次是到“协和会”参加年会。这样的外出都称之为“御临幸”。就以去“协和会”为例，说说排场。
先说“卤簿”——即所谓“天子出，车驾次第”，是这样的：最先头的是军警的“净街车”，隔一段距离后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车，车上插一小旗，车内坐着“警察总监”，再后面，是我坐的“正车”，全红色，车两边各有两辆摩托伴随，再后面，则是随从人员和警卫人员的车辆。这是平时用的“略式卤簿”。
在出门的前一天，长春的军警、宪兵先借题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碍观瞻”的“游民”。市民们根据这个迹象就可以判断是我要出门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预先布满了军警，面向外站着，禁止路人通行，禁止两旁店铺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协和会”的大门内外全铺了黄土。车驾动身前，广播电台即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用中国话和日本话各说一遍。这时“协和会”里的人全体起立，自“总理”以下的特任官们则列队楼外“奉迎”。车驾到达，人们把身一子弯成九十度，同时乐队奏“国歌”。我进入屋内，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后接见大臣们。两边侍立着宫内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侍卫处长、掌礼处长和侍从武官、侍卫官等，后来另添上“帝室御一用 挂”吉冈安直。用的桌椅以及桌布都是从宫内府搬来的，上有特定的兰花“御纹章”。自总理以下有资格的官员们在我面前逐个行过礼，退出。走完这个过场，我即起身离便殿，此时乐声大作，一直到我进入会场，走上讲台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会场上的人一直是在台下弯成九十度的姿势。关东军司令官此时在台上的一角，见我上台，向我弯身为礼，我点头答礼。我上台后，转过身来向台下答过礼，台下的人才直起身一子来。此时宫内府大臣双手捧上“敕语”，我接过打开，向全场宣读。台下全场的人一律低头站着，不得仰视。读完，在我退出会场时，又是乐声大作，全体九十度鞠躬。我回到便殿稍息，这时特任官们又到楼外准备“奉送”。把我送走后，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则又放出“皇帝陛下启驾还 宫”的两国话音。我到了家，扩音器还 要说一次：“皇帝陛下平安归宫。”
据说，这是仿效用于日本天皇的办法。在我照片上做的文章也是从日本搬来的。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一习一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改称之为“御真影”。按规定，在机关、学校、军队和一切公共一团一 体的特定处所，如机关的会议室，学校的校长室里，设立一个像神龛似的东西，外垂帷幕，里面悬着我的照片和“诏书”。任何人走进了这间屋子，都必须先向这个挂帷幕的地方行礼。在居民家里，虽无强制悬御真影的法令规定，但协和会曾强行派售过我与婉容的照片，并指定要悬在正堂上。
这种偶像崇拜教育的施行重点，是在军队和学校里。每天早晨，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都须举行朝会，要行两次遥拜礼，即先面向东方的“皇居”（东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长春或帝宫方向，各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此外逢到“诏书奉戴日”即颁布每个诏书的日子，还 要读诏书。关于诏书我在后面还 要谈到。
此外还 有其他许多规定，还 有外地“巡狩”时的种种排场，在这里我不—一赘述了。总之，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一套玩艺做得极为认真。据我的体验，这不仅是为了训练中国人，养成盲目服从的一习一惯和封建迷信思想，就是对下层的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关东军曾经几次利用我去鼓励它的臣民。有一次我到阜新煤矿，日本人曾把日本工头召来，让我对他说几句勉励话。这工头受此“殊荣”，竟感动得流一出眼泪。当然，我这时更觉得有身价了。
使我终于产生最大的错觉，自认有了极高的权威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访问日本之后。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一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丸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一宠一 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一习一 ，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一交一 ，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 未上岸，我已受一宠一 若惊。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 把这看做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 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一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 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一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一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然后大发议论。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一操一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騷。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