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早以前就想拜读一下鲁迅先生的作品，却一直看不进去。现在想来，大抵是年龄过小的缘故吧，无法理解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却又将此事抛之于脑后。很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让我去了解先生。
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错的我就要抨击，对的我一定要赞扬。先生的作品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意象，叫叭儿狗，先生对叭儿狗是非常厌恶的，认为这种狗是最应该打入落水中的狗，“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其实先生是在讽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面有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里面却又是自家人自相残杀，最终落得他人痛快。于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攀附权贵，活像个叭儿狗，为了可以苟存于世，不惜为权势之人摇尾乞怜。他们那一副嘴脸，无论谁见了都会作呕。
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提到过中国人看中国人被杀却欢呼的情形，那酒醉似的喝彩，令先生痛惜，也令我们叹息。这一点在《药》中也有体现：我们的革命者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但再看百姓，一个个都在旁观，一副漠不关己的样子，仿佛国家存亡真的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似的，更甚者还相信血馒头能治病的谬论。这不是别人的血，这是华夏的血！是中国人的血啊！这正如先生所说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这怎能不令人叹惋！
再来，我想对书中的一些句子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出关》中，老子对着他的学生张开嘴，问他们：“牙齿还有吗？”“没了。”“舌头还在吗？”“在的。”这说明硬的早掉，软的却还在。其实有很多事例也能说明这个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雄，越国失利，越王被捕，但他没有引颈就戮，而选择了委曲求全，终于使吴王感动，回到越国。越王将仇恨放在心里，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终于吞并了吴国。再说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大军给项羽造成了垓下之围、四面楚歌的局面，但项羽最终不肯过江东，选择了悲壮的死亡，却无法再卷土重来。这两件事都说明了“软”的重要性。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软”的方式处理，有些原则性的问题一步也不能让。先生所纪念的刘和珍女士就是如此，“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宁死不屈；再看谭嗣同先生，为了革命而甘做流血之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他伟大人生的写照。还有许多仁人志士，他们都为了贞洁与忠诚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硬”方式。所以说，如果把“硬”比作英雄不屈的脊梁，那“软”就是拳头，缩回去是为了更有力的还击。
先生在文章中写到过“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可飞去了，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点，便以为实在可笑。”有些事情的确需要革新，需要打破旧的，创立新的。当年秦王扫六合，平定天下，摆在他面前的是两种地方制度，一是八百年以前周王定下的分封制，一是崭新的郡县制，秦王看透了分封制的弊端，便没有“飞”回原点，而是落到了一个新位置，结果大获成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但有时一味地不回来，也不见得就是对的。明太祖朱元璋将前朝的灭亡归罪于丞相制，便废丞相，自己独揽大权，也没有“飞”回原点，但却造成了“明之无善治”的局面。两人做法本质相似，结果却大相径庭，我们难道不能从中获得点儿启示吗？
写到这里，我长吁了一口气，放下了笔，白炽灯明赫赫地晃着，似乎晃出了人生的悲喜。眼前浮现出先生黑瘦的面庞，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语，于是我便又拿起了笔，继续为将来的中国而努力奋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