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尊敬的作家走了，学生们坐在一起，重温她留下的文字，安静地写一点或深或浅的“所得”——我觉得这是合适的。恰如人们心目中杨绛先生一生的姿态：端正，诚实，恳切，有所思。
杨绛先生的文字贴近生活，但并不轻盈，因此我们都怀着崇敬和庄严的心情去阅读。在这种心情下，我常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叹。她的学识、阅历我是“尚不能至”的，一个人要读遍多少书，走过多少路，才能遇见“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才能收获“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她的幸运也是难“至”的：人言爱情偏爱阴差阳错，有悖常理，杨绛的性格理应“配得上”这份学者之间自适的爱情，却也是幸运拥有。可我最想说的“不能至”，却是“苦难”二字。
“苦难长生”这个题目是我从别人写在网上的个人经历里借鉴来的。文中作者家里的老人先后得了绝症，一个家在苦难的打击下反而越来越坚强、勇敢，老人告诉后辈：苦难长生，因为有苦难，才有人的生生不息。故事写到这里已从身体层面的“苦难”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苦难”。人生应当是一场修行，不仅身体，更是心灵。
这让我想起了杨绛。杨绛在描述自己对送水工老王的感情时说：“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一个敏感的人一定是常常心有负罪之感的。因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消耗着世界的原始积累，而且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剥夺比我们不幸的人。我常常看见路边油腻的小餐馆里和我的妈妈年龄相仿的女人，一年四季在几张桌子间忙前忙后，灰头土脸，皮肤被油烟熏得难看。我听过卖艺的女孩耍完杂技后讨钱的嗓音沙哑得像乡下的鸭子，一句话能破上两次音。她人哪里不如我们吗？不如我们聪明？不如我们勤奋？……想到此处，很难心安理得，很难平静下来。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尚能理解病痛这种苦难，不质疑这种“撄人心”的苦难；是否有人称飞来横祸为苦难，不嘲笑这种自找的麻烦。也许十年前不会，现在一定会有。慈善履遭抵毁，真假乞丐消耗殆尽了人们的最后一丝信任，“爱心”好像一切的潮流一样挥之即去了。数据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可就因为我们不想看，于是我们便看不到了。人面对苦难时会萌生出一种伟大的冷静，而人心冷了，对苦难视而不见时也有一种可怕的寂静。在寂静中，悲惨日复一日地上演。
至于这种愧怍，这种心灵的拷问和受苦究竟有多大意义、起多大作用的问题，我不得不犹豫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只是单纯而固执地认为“这才是合适的”而已，就像单纯而固执地觉得用无声的文字纪念杨绛先生比大肆喧闹要合适一样。而且我总相信，幸运者的心情愧疚是不幸者的生存环境得以改变的根本动力和希望所在。有句话叫“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我说“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感受苦难”。当然，杨绛先生在反思与自责的时候并没有想着“愧怍”的意义，更没有要求任何人像自己一样。情感诚实地油然而生。这便是我欣赏与崇敬她的原因，也是包含我在内的许多人所“不能至”的吧。
杨绛还说过：不要害怕死亡，在漫长的生命中，生和死交换位置，死亡变轻了，而活着才是最沉重的事。听说杨绛先生走得很平静，我想正如她所言的那样，她终于卸下积攒的沉重的心灵包袱面对死亡。而苦难长生，是否该有人替她继续在世间“沉重”？
而在世界选择“沉重”的，似乎总是老一辈的人。他们节俭、自律，甚至严苛和极端。我们每个人身边一定都有若干这样的人。我们这一辈人没穿过带补丁衣服，没饿过肚子，没经历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背*语录、跳忠字舞的年代，没像杨绛一样被剃阴阳头。也许选择心的苦难有些荒唐，可谁不是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人生在向前走呢？有时应当选择忧虑，接纳疼痛，这是一种谦卑的合适的姿态。我阅读沉甸甸的文字时，仿佛看见一个病床上的老人，一字一顿地喃喃低语、谆谆教导：苦难长生，苦难长生。这是令人无法不尊重的。
当然，人生固然已十分沉重，我想在轻盈的年纪里也不应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