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人问道：“有为是才，无为也是才，那么有为无为，孰优孰劣？”欲答此疑，必先知道何为有为，何为无为。古人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夫唯不争，故无尤”。清静无为，是道家的思想，讲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的治世之法。与儒家相比，道家治世或许显得较消极一些，但是，上至汉文帝“半壁*一纸书”，下至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低头一拜屠羊说”——又有多少可在史书上留名的英才是不谙道家“无为”妙学的呢？所以，有为不如无为。
汉代名儒贾谊，可谓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了。他年少即入仕为官，且官居博士，是当时众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位，正所谓“年少得志”。但后来。他只因时政问题多次向皇帝参本奏折、尽忠上谏却不被皇帝采纳就一时忧郁愤懑、志气消沉，以致最后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昔日凌云壮志一朝湮没，徒留千年后苏轼的一篇《贾谊论》在为他嗟叹哀惋。
贾谊，有为也。才思敏捷、名满天下，但是，他仍停留在“有为”境界。他锋芒毕露、急于求成，想把所有的宏伟抱负付诸行动，于是在此时得罪了当时的权臣周勃、灌婴等人；他想有所作为，可最终他因人诬陷中伤而失败，被贬长沙。而且他败得彻底：他轻易地输掉了最宝贵的筹码——生命，他只因一次碰壁就放弃了全部，让人惋惜也让人怜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方面：无为。
那么，何谓无为？
汉文帝刚即位时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内忧外患，其中最大的隐患是雄踞长江以南地区、对帝位早存觊觎之心的南越王赵佗。若为了消除隐患而发兵大动干戈，那么刚安稳下来的大汉*不免要再遭战乱之苦，且这一场战争的胜算至多不过五五之数。于是，后来深谙道学的汉文帝仅凭与赵佗的两封往来书信就平息了这场看似避无可避的战争。那信中无丝毫威逼之意，也只字未提让南越王放弃发兵，反而是对南越王加以慰劳：“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民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但确实是使南越王承认了汉文帝的天子之位，并且臣服于文帝。真可谓是“半壁*一纸书”。
汉文帝刘恒，无为也。当时的他麾下兵力并不雄厚，却能于在位期间北定匈奴、南平南越，且都是只用一封仅有几百字的信就完成了一项看似无法完成的外交任务，他以劝慰为主，但总是能达到平息边乱的目的的话语中每每盈满着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不直接说明目的，也不在话语中透露出任何锋芒，不以武力压人，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徐徐图之。反观汉武帝时，纵然有北征匈奴每战每捷的卫青和驰骋疆场勇冠三军的霍去病，不也一样未能彻底平息匈奴边患吗？
晚唐名将郭子仪也是懂得“无为”的人。唐肃宗平靖安史之乱时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后怕郭子仪同广平王李豫统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此时肃宗亲赞郭子仪：“国家再造，卿力也。”但之后用兵敉平时，却又怕郭子仪功高震主，故不设元帅遣宦官鱼朝恩监军。开战后，鱼朝恩对郭子仪的命令处处加以阻挠，致使军队进退失据，不得已，肃宗诏郭子仪为元帅，引得鱼朝恩更加妒忌，故向肃宗密告郭子仪的诸多不是，又致使肃宗诏郭子仪交卸兵权，回归京师。郭子仪接到命令后不顾将士的反对，瞒过部众奉命回京，毫无怨尤。并且闲居在家，不理军务，活脱脱一个忠守皇命的“老实人”；可不久后，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赐爵汾阳王，重握兵权。
郭子仪，无为也。他不曾为自己辩护过一字一句，不曾据理力争违抗皇命，亦不曾为让自己重掌兵权而趋炎附势，更不曾因一时罢黜而郁郁终生。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这样做了，只会在鱼朝恩手中落下更大的把柄，更会招使肃宗加深对自己的猜忌与厌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还不如彻底放下一切，表现出事不关己、自在逍遥的样子，如此一来可在最大程度上削弱肃宗的疑心，二来瞬息万变的战场不容耽搁，没了自己的指挥，军队溃败得会更快——便可逼得肃宗自己撤回诏令。郭子仪本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曾经位极人臣最终还能全身而退的人。原因何在？因为他深谙君臣之道、懂得如何“和光同尘”，以“无为”来“有为”。正如《道德经》所说的：“功遂身退，天之道。”
有为无为孰优孰劣，凭此高下立判：有时以退为进、无为而为比锋芒毕露、急有作为好很多。
平时生活亦是如此，急躁冒进、总想做些什么来“激流勇进”的人经常会栽大跟头，而从容不迫、看似什么都没做的时常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此或可谓是“大智若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