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说：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故鉴别史料之原则也。然则过信此原则，有时可以陷于大误。梁启超先生在此处用欧战史料为例，他说：战争时人们所记，不过断片史迹，全不能看出其联络关系。故完美客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盖局中人为剧烈情感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十分赞同梁先生上述观点，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纵观历代王朝更替，其规律无出其右。刘邦本出自市井，而他夺下天下后，当朝史官却为他杜撰出无比高贵的家世，说什么“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武则天登基后，后世有关她的记载就多了一笔,说她出生时东方有紫色祥云，是大吉之兆，如此之类甚多。
局中人为剧烈情感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史官，照理说他是最接近汉武帝历史的人，所写汉武帝史料应是最客观真实的。可是他被汉武帝施以腐刑，身体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怨怼之情在他所写《史记》中一览无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他将汉武帝说成是对鬼神有极大兴趣的帝王，虽然很含蓄，但还是包含了个人情感。
古往今来，凡著书立说之人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个人情感倾向，这是一种态度，可这也给史料的鉴别带来了难度，有时还会误导大众。比如说陈世美，陈世美的历史原型为清代顺治年间官员陈世美，又名陈年谷，其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为当时清官。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进京赴考时，曾以钱财相助，因遭陈世美家回绝，顿生报复之心，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灭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他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
由于人类具有思维、语言、情感等特征。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史料能完全符合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真实。
史料之鉴别，绝不仅是。某一方法的呆板套用，他要求我们将脑筋操练灵活，从多方面观史料，从多角度思考。作为一名学习历史的学生，我们要时刻谨记:我们是专业的，不能再得过且过了，涛涛中国历史需要真正的史料来彰显其非凡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