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北宋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学术思想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了“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
周敦颐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他的少年立志。他十二三岁就已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人生志趣更是特别：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而是想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再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在这个多数孩子都尚还懵懂无知、对未来还没有明确方向的年龄，他就能有如此远大理想，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从而决定了他成年后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
成年的周敦颐，是一个正直勇敢、坚持原则的人。他既能看到社会的阴暗面，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又能置功名利禄于不顾，努力使正义终能得到伸张。在南安做官时，有一次上司王逵对法不当死的囚犯重判死刑，各位同僚虽然觉得判决不妥当，但谁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唯有周敦颐坚决反对，宁愿弃官而去也不愿对误判囚犯视而不见，最终使王逵幡然醒悟，改变了判决，使囚犯免于一死。这件事不仅体现出周敦颐为官正直清廉，更表达了他不愿被阴暗社会同化，而是要努力改变社会的决心。
与陶渊明相同，周敦颐拥有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和洒脱的胸襟。不同的是，在改变社会的决心被丑恶腐败的官场残酷打击后，周敦颐并没有从此消极避世，而是通过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继续与现实抗争，始终保持光明磊落、淡泊明志，比起那些隐居深山的逃避者更显可贵。正如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如今，像牡丹一样追求荣华富贵的人很多，他们为功名利禄失去自我、沦为行尸走肉；像陶渊明笔下的菊那样清高冷傲、愤然避世的隐者已是少之又少；而在黑暗官场中保持高洁品格，敢于面对现实，乐于批判现实，勇于改变现实的真正的“君子”，恐怕就更是难得一见了吧。
周敦颐就是这样一位君子，他有许多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