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是文艺的工具。一个文人须会运用言语，正如一个木匠须会运用斧锯。
言语，虽然人人口中会讲，可不见得照样写下来便能成为文章。能出口成章的人是不多见的。一般地说，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把一句话说完全，而用手式与眼神等将它补足；往往用字遣词都并不恰当，只要听者能听明白大意，就无须再去用力的找合适的字眼儿，往往我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废话，才把事情说清楚，只要听者不讨厌我们的絮絮叨叨，我们便乐得信口开河；往往我们赞美一个人或一朵花，我们并没有费力去找出最恰当的最生动的，象诗一样的词句，而只顺口搭音的说几个：“真好看！”“真漂亮！”——这样的词句其实一点也没道出那个人或那朵花到底是怎样好看。
赶到我们一拿起笔来写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的手式与眼神不再帮忙了，我们须把每一句话都写完全。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一句便是一段里的一思想单位——它自己既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同时又与它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句子有逻辑上的关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必须用句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说出，如歌唱那样有板有眼似的。我们不能只说出半句，而把下半句咽在肚子里。人家是从纸上读我们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到咱们肚子里来找那“尽在不言中”的下半截儿。
每句都要成句，每句必是个清楚的思想的单位。
说话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不必字字恰当。作文章可就必求字字恰当，我们要想，想，想了再想，怎样设法找到恰当的字，好使读者感到“读你一段文，胜谈十日话”！文艺中的言语，是言语的精华。文艺的可贵，就是因为它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象一个一个发亮的铜钉似的，钉入人们心里。
废话，在文艺里，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废话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没人愿意从文艺中去看废话。文艺的价值就是在乎能以最经济的言语道出真理来。我们要想，想了再想，想怎样能够把语言制成小的钥匙，只须一动，便打开人们的心锁。世界上好的诗，和好的散文，不都是这样么？请不要说：“文字有什么关系呢，我所关心的是真理呀？”
哼，请问，你从那里听到过有真理的废话与糊涂话？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用“真好看”或“真漂亮”一类不确切的形容去敷衍；在作文章的时候若仍用此法，我们便是自认无能。一般的人，活了一世，并不一定会看会听，辨不出哪是美哪是丑。他们来在世上，只是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幸而有些人，会看，会听，会看出一朵花的美，听出一只啼鸟或一股流泉的音乐。不但会听会看，他们还有用言语把它们写出来的本事。他能使世人，因为他们的精辟独到的形容，睁开了眼，打开了耳。同样的，他们使世人知道了是非曲直。你看，文人的责任有多么重呀！是的，我们要认真的看，去听，去思想，好把世上那最善，最真，最美的，告诉给那些走马看花的人们。我们的形容与描写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详尽观察与苦心描绘的结果，而并不是“天气很好”的顺口敷衍！
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
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