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生力学竞赛看周培源的故事
周培源是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教育界最受尊敬的领导者之一。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从大学生力学竞赛看周培源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从大学生力学竞赛看周培源的故事清华才子
1902年8月28日，周培源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绅士家庭。而就在一年前，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再次陷入了被列强瓜分、帝国主义凌辱的时代乱潮。幼小的周培源，就在那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局中成长。
10岁开始，周培源随祖父离开宜兴老家，辗转于南京、上海读书，16岁时入读上海圣约翰附中。在摩登都市读书的周培源常常在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心中别是一番滋味，而一次相当屈辱的经历更让他坚定了振兴中华之宏愿。
那天，周培源和同学在外滩草地上散步，竟然被一个外国看守轰了出来，他非常气愤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走走?”那名看守漫不经心而又轻蔑地说：“中国有一天强大了，你们就可以在这上面走了。”这番经历让周培源刻骨铭心，在感到愤怒的同时，也意识到只有中国强大了，才能不受外国人的凌辱，自己的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随意行走。
1919年，志在拯救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周培源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游行请愿的队伍中，贴标语、喊口号，他始终冲在最前列。上海圣约翰附中也因此开除了他。
失去学籍的周培源并没有放弃，他回到宜兴乡下，躲进一座寺庙继续潜心读书。一天在浏览报纸时，他无意间看到清华学校在江苏省招考五名插班生的广告，考试地点定在南京。刻不容缓，他立刻赶赴南京参加考试，正所谓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他一举成功，得入清华。
多年后谈及此事，周培源仍兴奋地说：“那则报上的招生广告只登了一天，而且是非常小的一条消息，居然被我看到。”就这样，周培源迈向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并与清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清华读书期间，周培源学习成绩优异。他特别钟爱数理化，崇尚“科学救国”。在他进入清华的第一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到科学验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报刊、杂志等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比比皆是，极大地震动了周培源年轻的心灵。于是他改变学工程学的初衷，决定学习物理。
1924年，周培源从清华大学毕业，当获准“庚款留美”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与许许多多“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他发愤读书，希望学得一技之长，报效祖国。他也正是凭这样的信念创造了一个奇迹：用了3年半时间，修完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1928年他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并因其学业与科研成果特别优异而获得该院最高荣誉奖，与赵忠尧、何增禄二人一起被该院院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密立根称之为“加利福尼亚中国三杰”。他的博士论文被当今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评价为“起点高、难度大，说明他当年心志远大”。
周培源的女儿也曾经问他：“何以能3年半连拿三个学位?”周培源回答：“勤奋。别人夏天都休息时，我到处去选课，所以很快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
1929年，27岁的周培源回到祖国，受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罗家伦聘请，成为该校最年轻的物理教授。
科学巨匠
周培源的国际声誉，更多地源于他的科学研究。从1926年起直至1993年去世，周培源从事相对论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近70年，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长达50多年，先后在这两个物理学基础理论中重大而困难的领域里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奠定了中国理论物理研究的基础。
周培源是谦虚的，面对这样的成就，他自称是“以勤补拙”。同时他也十分强调科学界前辈对自己的启发和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偶像”爱因斯坦。
周培源是中国唯一一位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工作的人。1936年，周培源利用清华的科研休假年到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由爱因斯坦亲自主持的广义相对论高级研讨班，在那里，他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了一年，对运动方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谈论。这一年的接触，对周培源一生的科学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爱因斯坦求解运动方程所用的逐级近似的方法，就对他后来的湍流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回国后，周培源潜心研究广义相对论，之后为了支持抗战，他又转向更具实用性的湍流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坐标有关”论点，80年代后期获得了科学实验的初步支持;1975年他提出的研究湍流理论的“准相似性条件”，1986年在北京大学湍流实验室中获得了证实;80年代，他又提出求解脉方程的逐级迭代法，从而使他1945年提出的湍流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应联立求解的梦想得以实现，湍流求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50多年来的顽强奋斗，他终于建立了我国独特的湍流理论体系，被世界公认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在很多人看来，周培渊早已功成名就，大可颐养天年。但是他却仍抓住一切时间工作。至今，他的三女儿周如玲还记得一件事：1980年，周培源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访问教授时，房间的`空调机坏了，人坐在屋里热得直冒汗。他穿了一件背心，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演算，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天后，他把算稿拿给周如玲核对。五六页的算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公式、符号，加起来少说也有近万个字符。周如玲核对下来，只发现有一个张量的下标，在誊写时抄错了，顷刻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要知道，那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周如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