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生先生：
蒙你赐信见教，感激得很。但敝《语丝》自发刊以来，编辑者一向是“有闲阶级”〔２〕，决不至于“似乎太忙”，不过虽然不忙，却也不去拉名人的稿子，所以也还不会“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这一层是可请先生放心的。
至于贵校的同学们，拿去给校长看，那是另一回事。文章有种种，同学也有种种，登这样的文章有这班同学拿去，登那样的文章有那班同学拿去，敝记者实在管不得许多。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校长看了《语丝》，“唯唯”与否，将来无论怎样详细的世界史上，也决不会留一点痕迹的。
不过在目前，竟有人“借以排斥异己者”——但先生似乎以为投稿即阴谋，则又非“借”，而下文又说“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那可又像并非阴谋了。总之：这些且不论——却也殊非记者的初心，所以现在另选了一篇〔３〕登出，聊以补过，这篇是对于贵校长也有了微辞的，我想贵校“反对某科的同学们”，这回可再不能拿去给校长看了。
记者没有复旦大学同学录，所以这回是是否真名姓，也不得而知。但悬揣起来，也许还是假的，因为那里面偏重于指摘。据记者所知道，指摘缺点的来稿，总是别名多；敢用真姓名，写真地址，能负责任如先生者，又“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处境如此困难，真是可惜极了。
敬祝努力！
记者谨复。九月一日，上海。
备考：来信 记者先生：
最近在贵刊上得读某君攻讦复旦大学的杂感文〔４〕，我以为有许多地方失实，并且某君作文的动机太不纯正；所以我以复旦一学生的资格写这封信给先生，请先生们以正大公平的眼光视之；以第三者的态度（即不是袒护某君的态度），将他发表于卷末。
复旦大学有同学一千余人，俨然一小社会，其中党派的复杂与意见的纷歧，自然是不能免掉的。目前正酝酿着暗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依据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手段，对于敌人不敲堂堂之鼓，也不揭出正正之旗，却欢喜用阴谋手段，借以排斥异己者。此番在贵刊投稿的一文，即是此种手段的表现。（现已有证据。）因此文登出后，反对某科的同学们，即拿去给校长看，说学校如此之糟，全由某科弄坏，我们应该想办法，校长也只得唯唯。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一方面又利用贵刊的篇幅，以作自己的攻讦的器具，真可谓一举两得了。目前杂志的编辑者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一般的通病，只知道能说他人缺点的，即是好文章，如是赞美的，倒反不好，因为一登赞美的文章，好像“拍马”，有点犯不着，也有怕被投稿人利用的担心。孰知现在的投稿者已经十分聪慧了。他们知道编杂志与读杂志者的心理，便改变策略，以假造事实攻讦别人的文字去利用编辑者了。复旦的内容如何，我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应当由社会的多数人去批评它才对。某君的文里说上海的一切大学都是不好的；又说借此可以使复旦改良。这可见某君在未入该大学之前，已有很深的造就，所以目空一切，笼统的骂了一切大学。如某君要促进该校的进步，我想还是在课堂上和教员讨论问难，问得教员无辞可答，请他滚蛋；一面向学校提出心目中认为有师资的人来，学校岂敢不从，岂不更直接的促进了学校的改进了么？即使学校的设备不周，某君既是学校的一分子，也有向学校当局建议增加设备的权利，何以某君不从这些地方去促进学校的改革呢？况且复旦大学的一切行政（如聘请教授与设备等等），全由学校各科主任，校长与学生代表讨论进行的，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某君大有可以促进学校改革的机会，但都不屑去做，倒反而写了文章去攻讦，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
这封信写的太长了，但我以复旦学生一分子的资格，不能不写这一封信，希望某君的态度能改变一下才好。再我这封信是用真姓名发表的，我负完全的责任，如某君有答辩，也请写出真姓名，这别无用意，无非是使某君表明他是负责任的。
祝先生们安好！
章达生。八月二十日，于复旦大学第一寄宿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八期“通信”栏，在章达生来信之后。
〔２〕 “有闲阶级” 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引用成仿吾批评《语丝》撰稿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等语后说，“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３〕 指同期《语丝》所载宏芬《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一文。该文赞同冯珧对复旦大学黑暗腐败现象的揭露，并对不问教务的校长表示了不满。
〔４〕 指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