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一爱一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一爱一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一爱一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常立，国家久安。左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此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一性一剖背。以诈伪为是，天一性一为非，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翻译】
使国家安定的办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使国家安定的办法：一是赏罚要根据是非而定，二是祸福要根据行为的善恶而获得，三是生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决定，四是判断臣民要根据各人实际的贤和不肖而不凭君主个人的一爱一憎，五是用人只根据其本人的愚蠢或智慧而不考虑别人的诽谤或赞美，六是衡量事物要有标准而不是随意猜想，七是要守信用而不欺骗。
使国家危乱的途径：一是斫削木材偏到准绳以内（徇私枉法），二是锯断木材偏到了规则之外（任意裁决），三是以别人的*为利，四是以别人的灾祸为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对自己所亲一爱一的人不亲近、所厌恶的人不疏远。像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而忘记了看重生命的原因。人们不乐于生存，那么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不把死亡看得很重，那么法令就无法推行。
使天下的人都能在国家的法制规定内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才干，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国就能平安。治理国家能使人乐于在做合法的事情中生活，一爱一惜生命而不去做违法的事，这样就坏人少而好人多。所以国家就能够长久存在，永久平安。逃奔的车子上没有孔子这样的智士，倾覆的船只下没有伯夷这样的廉士。所以说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安定那么智士廉士就会产生，危乱则争夺贪鄙就会涌现。所以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就如人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不必发布命令人自然就会去做。先王把治国的道理写在竹帛上，由于它的道理顺应了自然的要求，所以后世信服。假如让人去掉不饥不寒的自然要求，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了客观的需要，即使沿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如果强制连勇士也做不到的事，那么君主就不能安宁。君主以无厌的贪欲向已被搜刮干净的民众索求，那么民众就会回答说：“我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民众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维系国家的，而民众轻视它，那么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而名声也无法成就。
听说古代扁鹊给人治病，用刀刺人的骨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用忠言来刺激人的听觉。刺人的骨头，因此身一体虽有小的疼痛但可获得长远的利益；刺激听觉，因此心里虽然有小的不快但国家却可获得长久的福利。所以病人的好处要在忍痛中获得，勇一猛刚毅的君主要为得到福利而听逆耳的话。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充分发挥他的技巧；君主能听逆耳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生了病而不能忍受受刺的疼痛，那么扁鹊的技巧就无法发挥；国家危乱而不听逆耳忠言，那么就丧失了做圣明君主的好办法。像这样，长远的利益就不能留传后世，功业名声就不能长久地确立。
君主不能用尧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就是希望殷人个个都如比干那样尽忠；都像比干那样，就可以使君主没有过失，臣下不会背离君主。君主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手下又有田成这样的大臣，但还幻想臣下都如比干，所以他的国家得不到一天安宁。废弃尧、舜而立桀、纣这类暴君，那么人们就不能以他们能做的事为快乐而忧虑他们所做不到的。人们失去了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才智的愿望，那么国家就不能建立功业；整天为做不到的事忧虑，那么人们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以无功的君主去驾驭失去了生存乐趣的人们，这种治国方法在平民中是行不通的。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而臣下也没有办法来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能分辨是非，而不在于强弱。国家的强弱在于君主是否握有实权，而不在于他的臣民的多少。所以齐国，虽是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但名称和实际不符，君主有名无实，在国内名位与实权上都已空虚，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主的权位。夏桀，是天子，但对臣下没有是非之分：赏赐没有功劳的人，使阿谀奉承的人以欺诈手段取得富贵；诛杀无罪的人，使驼背的人因天生的缺陷而被剖开了背。把欺诈虚伪当成了好行为，把纯朴的本一性一当成了错误，弱小的商汤得以战胜夏桀。
圣明的君主巩固内部，所以他的国家不被外国颠覆。在国内治理上有过失而不被远方的他国灭亡的君主是没有的。所以周朝夺取商朝，是在商朝的庭院捡到的。假如商朝不在自己的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朝连商朝境内的一丝一毫也不敢窥视，更何况夺取商朝的天下？
圣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适合于法，这个法又适合民心，所以用这个法治国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去掉了它民众就思念。尧和当时的人没有订立坚固的契约而他的治国之道能够畅行；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能根据古代尧舜的治国之道来确立现在的治国方法，而留传下万代恩德的国君就叫做圣明的君主。
